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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强调摄影家的自律。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长刘雷先生说，“摄影家自己要遵守游戏规则，对签约的作品自身要有约束性、排他性和唯一性，一个艺术家的人品和艺品是紧密结合的。”解放军画报主任记者、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袁学军先生认为在法律上应该对摄影作品进行公证。底片保存放在公证处，这样对摄影家和投资方双方进行约束。
侯波 《毛泽东在北戴河》：侯波是毛主席生前专职摄影师。照片中，毛主席头戴便帽，身穿蓝色大衣，背着手站立在海边，背
景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主席大衣衣角被迎面吹过的风微微掀动。这一经典形象成为一种虔诚的符号被张贴在当时的千家万户，更被烙
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其次，在影像作品买卖双方衔接中，不可避免地允许作品进入二级、三级市场抄作，这样就使摄影家与代理商之间形成紧密合作
的关系，艺术家负责潜心创作，代理商负责经营，合作双赢，形成良性循环。
再次，影像作品进入市场后的仿伪措施和经营品牌的建立。摄影作品的特点之一就是底片是可复制性的。所以对于复制数量的限
制尤为重要。艺术家、资本家和收藏家们都愿意遵循“契约原则”，打破摄影的无限量，保证摄影作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进入市场的
可能性。对于胶片，底片的每次冲印都会产生损耗，一般在收藏投资领域的照片，不会超过20张，投资者可以从照片上的数字上来判
断究竟有多少存世的照片。对于数码照片，影像国际董事局主席薛蛮子先生说，“影像国际旗下的所有的数码摄影作品会采用ADOBE
的技术，所有照片不仅有摄影家本人的亲笔签名，还有高度仿伪的密码设置，在加上影像国际的美誉度和诚信度，形成摄影作品保值
的三道防线。”
吴印咸 《毛泽东在延安》：吴印咸作为延安时期拍摄中共领导人的摄影家为国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毛泽东在延安》记录的是毛泽东在1942年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上讲话的情景。据他女儿吴筑清回忆，这幅用过期四年的日本胶卷拍摄的主席照成了吴老一生的最爱而长期挂在家中。
最后，尽量量化判定影像作品价值。“一个艺术家应该得到专家、公众、收藏家多方认可。” 袁学军先生说。一个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的历史，包括他的创作水平、摄影阅历、获奖作品数量、作品的影响程度以及其在摄影界的地位等等。马未都先生说，“应尽量可能把一个艺术家量化，并逐步将量化的各项指标形成判定系统。”
方向：展望影像收藏趋势
国际资本集团进入中国影像艺术品市场，拥有着海外机构基金的资本背景、庞大的海外客户群体，汇集金融资本、艺术品投资、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整合营销、经纪代理、新媒体及跨媒体传播的优秀专家及管理团队。这些特质无疑是对中国现行摄影作品传统的发表、出版运作模式的巨大挑战。同时，也让人深思国际资本提前占有中国影像文化市场的问题，担心未来影像收藏的发展趋势。
王文澜 《自行车的王国》：每当上下班的交通高峰，千百条小胡同里涌出无数辆自行车，大马路上的洪流又通过众多的立交桥汇成一条条气势宏大的长龙阵，这流动的长城，算得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吧！当你置身其中，会感到这像是在血脉中运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蕴藏着不尽的潜能，仿佛自行车也有灵魂、有脉搏、有呼吸一样。自行车就像一个个细胞，渗透到社会肌体里的每一个角落。两个轮子，像两个半球，不停地旋转出一个活生生的大世界，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像是在两个轮子上的国家。
对此，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长刘雷先生说，“因为目前影像作品多为欧美市场买家，现阶段，看来是国外从中国市场获取资源。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随着中国自身影像市场的逐步成熟与稳定，影像收藏最终的发展方向还是要回到中国市场，形成海外艺术投资收藏回流，这点类似中国其他艺术品收藏的市场现状。而且，影像作品必要的国际流动有助于中国摄影家走向国际，提升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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