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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名潞
记者：高老师，您对我们的评选有什么看法？
高名潞：我觉得评选结果基本上还好，“金棕榈奖”和“金酸梅奖”两者的对比是有道理的。有意思的是你们选择的这些作品，基本上倾向于装置和影像，无论在媒材上，还是现实中的视觉关系都比较强烈。所以,不管是“金棕榈”，还是“金酸梅”，它们运用的媒介具有类似性。我也明显地感觉到评选出来比较好的这一部分作品，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当然这部分里面仍然是参差不齐的，还可以再挑选。
我感觉这些艺术家也注重一种视觉语言的效果，但是他们还是为了达意，不是为了故意喧嚣的。譬如孙原和彭禹的作品，虽然没有看展览，但是看了图片，又听你们的描述之后，我觉得这件作品中每一种因素用得都很好，丝毫没有生硬的感觉，因素相互之间都在加深，而且你没有办法把它说得很清楚，因为它中间有一种非常丰富的东西。相比之下，评选出的“金酸梅”作品确实有些问题，它是一个加一个，假如一个东西就有一个固定意义，似乎再拿另一个东西往上加，就是装置了,照这样来看,不断增加的过程就是不断施加视觉与刺激的过程，或者说是有点像作秀。
记者：其实像谷文达，当然也很出名，而且也有贡献。但是他这个作品，一方面是所谓的中国符号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创作思路上，过于简单。
高名潞：现在过于简单化是一个问题。另一点，我觉得作品当中还是需要灵魂的。如果作品是苍白的，不管你名气多大都没有用。最糟糕的是第三点，不能走到唱赞歌的地步，这是需要特别小心的。因为我们同行所说的媚俗这些东西，一旦到了唱赞歌的时候，媚俗就已经到顶了。简单化，还可以原谅；语言乏力、苍白，也可以原谅。但如果这里面连底线都没有了，就不行。为了某种时尚，为了某种权力去做，就走到了我们不能接受的地步了。
记者：还有选出来的结果，为什么都是这些装置类的作品？比如说也有人提尚扬，但是为什么最后没选？可能是因为实在是缺乏某一件特定作品能够撑得起来。好像今天当代绘画中很难找到一件作品能撑起来的，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的问题还是绘画的问题？
高名潞：我觉得这是两个极端的问题：一个是，我刚才所说的你们选择的作品在语言、媒介上有一种类似性；还有一个是，它和当下注重全球化、都市、媒体、传播等有关，这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如摄影、影像等等。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比较个人化的、冥想型的艺术。艺术家可能不太关注外在嘈杂的社会潮流，而是主要关注内心的、个人化的和理想的东西。这一类艺术作品不太容易受到重视，那是因为：第一，它的公共传播性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第二，对它的解读也有一些困难。举一个例子，比如何云昌取出自己的一根肋骨，把它做成一个环。我觉得这件作品还是挺有震撼力的，它就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作品。这种当代艺术，实际上特别重要。
我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比较难办，甚至我们书写当代艺术的人都会遇到问题。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回头一看，你会发现某些当代艺术变了，时间并不长，有可能它就自我颠覆了，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时代要保持恒久很难，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政治、体制和商业往往是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简单，就是一个人性和资本的问题。而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性、资本、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等搅合在一起，特别复杂。它一方面是困难，另一方面又提供给你多种可能性，你可以在这里边做游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游戏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地方。因为到后来，艺术家的行为有可能一下子就颠覆了原来画面中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什么重要呢？我们就得看个人性的内容，用个人性的、真正的东西去检验作品，而不在于理性地说教。真诚，是可以通过作品看见和判断的。
比如刚刚说到肋骨这件作品，我最近也是断了一根肋骨，骨折。像腕子或者是胳膊断了，打上夹板可能感觉不出来。肋骨那里有肌肉，而且人要咳嗽、呼吸、要有情绪的波动。所以我就更感觉到做这种东西很难，像我骨折了还行，何云昌拔掉了一根，那条肋骨就没有了。我由此想到，像流水似的，这件作品在没有任何声响的情况下发生，艺术家需要有一点真诚，还有那样一种自己承受和面对的，无声的穿透性。我就是拿他这件作品当一个例子。就是这种个人理想，有一种长远性，有一种承受性，同时他还要敢于面对，这些东西，不管语言是多么地不哗众取宠，多么地不引人注目，但是我觉得这部分东西很重要。在当代艺术中，它是一直被忽略的。为什么被忽略呢？因为我们总是在高歌猛进中，过去是政治上的高歌猛进，然后是经济发展的高歌猛进，所以这个高歌猛进，给人们提供了很多亢奋的东西，就是显学的机会，它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一些低调深沉的作品，但是这些“低调”，实际上才是真正有灵魂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