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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也好，保存也好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我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做得最好。我无法像大的博物馆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技术上保存的难题。比如保存照片，我自己把照片挂在墙上，博物馆的朋友看了之后很震惊，他们骂我说你怎么能把这些照片挂在家里，光线又这么亮。但没有办法，我只能尽力创造最好的保存条件。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我很幸运、很早就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市场变化巨大，当初一件只要几百美元就能买下来的作品现在要几千美元，有的甚至要好几万。比如何多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风已经苏醒》，在中国艺术市场未形成时只有500元人民币的收藏费;夏俊娜在1995年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的获奖作品以1万元人民币就能被收藏，而隔年就以10倍以上的价钱卖出了。搞收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收藏的好不如收藏的早。
“仅仅买作品不叫收藏”
《钱经》：您只有在亲自接触过艺术家本人后，才决定是否收藏他的作品吗?
希克：事实上，我在过去的25年里拜访过1000多位中国艺术家。我一直认为，只有深入艺术家的生活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艺术品。艺术品只是一个表象，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做这些作品?只有与艺术家面对面，我才能找到这个答案。收藏作品，仅仅是收藏的一部分。对我来说，与艺术家交往，了解他们的个性，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同样非常重要，这些步骤共同构成了整个收藏过程。
这也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界与其它国家的艺术界不同的地方。在西方，观众和收藏家们会常常与艺术家的作品见面，但要见到艺术家却比较困难。但是我发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我们不常见到的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的展览，反而，直接接触艺术家相对来说更容易。毕竟，西方与中国这两个艺术体系的操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拜访艺术家是我最感兴趣的事之一。
《钱经》：您对中国当代艺术品进行收藏、甄选的标准是什么?
希克：在收藏上我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希望收藏的作品能表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总体状态。这里有两个标准，首先这个艺术品是走当代艺术前沿的，能体现当代艺术演进的过程;其次还包括它记录着中国的点滴，并不一定表现为“中国的”艺术，而是无论放在何时何地都称得上是很好的作品。当然这个标准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现在我试着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收集当代艺术品，因为我不可能收集所有的作品，那些有代表性、冲击力、爆发力的作品才会收藏。
当我意识到国内也好、国外也罢，都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在系统地收藏中国的当代艺术品时，我就着手把当时艺术家正在做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收集起来，也许这些不一定是当时最好的作品，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品。
收藏对某些人来讲，可以跟随潮流，但是我不能，我有自己的方式。如果我想买进某件作品，我会和那个艺术家讨论--他的作品试图要向世界展示什么--这是我做决定的基本因素。现在一年中我大概收集五六十件作品，尽管有些作品让我很激动，可是其他人看了却没有这种感觉。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许他们过了几年之后再来看这件艺术品就会激动了。
《钱经》：作为前瑞士驻华大使，作为“文革”之后第一个在中国做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商人，还作为国际著名的艺术收藏家，三重身份中那一个最使你感到荣耀?
希克：我做过大使，也一直在做商人，这两种身份从一些人的角度看起来也许更重要一些，但对我来讲，收藏家本身虽然并不是我的职业，但收藏研究完全吸引了我，也是我得到社会最大承认的一种身份。所以，我个人觉得做一个收藏家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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