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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卢西安•佛洛伊德肖像的三幅习作》在伦敦苏富比以36,974,500美元成交
在1964年弗朗西斯·培根为朋友卢西安·佛洛伊德画的那套小幅三联画（成交价3,700万美元）助力下，苏富比的一个藏家专场创出100%成交的完美战绩，总成交额150,455,941美元，轻松地将5,500万的最高估价超出。
苏富比并未公布该藏家的姓名——他们给拍卖取了个低调的名字“近距离观察：一个私人收藏”，但没有丝毫影响到来自世界各地买家对这40件拍品的热情。行内人应该看得出，这批拍品是出自已故日内瓦藏家乔治·科斯塔利茨（George Kostalitz），这位久居巴黎的东欧商人是靠向南美市场销售日本电子产品和汽车积累的财富。虽然缺乏像样的背景描述（这通常是藏家专场的卖点之一），争夺中还是创下了4个艺术家个人纪录，25件拍品的成交价超过百万英镑，28件超过百万美元。来自场内和电话的叫价实在太激烈，前25件拍品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拍完。这是一个只有百万富翁才玩得起的夜晚，平均每件拍品的成交价是250万美元。
拍卖会打从一开始就波澜四起，胡安·格里斯（Juan Gris）的立体主义作品《虹吸瓶和玻璃杯》，一幅作于1916年的纸面蜡笔、铅笔和水粉画（估价35～45万英镑），被一位电话买家以160万美元拍走，米罗的《无题》，一件书本大小的1924年木板面粉笔、铅笔和水彩画（估价50～70万美元）拍到了260万美元，它的新主人是传奇画商尚·克鲁治（Jan Krugier）的遗孀玛丽-安妮·克鲁治-波尼亚托夫斯基。科斯塔利茨是1988年在巴黎的一个特里斯坦·察拉(Tristan Tzara)收藏专场上以250万法郎买下这幅米罗的。
当前市场的深度以及对稀有的世界级作品的渴望，通过达利的《保尔·艾吕雅肖像》在当晚的表现可见一斑，这幅13×9又7/8英寸的1929年作品估价为350～500万美元，但是最终成交价高达2,168万8,635美元（1,348万1,250英镑），是周三刚刚在佳士得创下的400万英镑艺术家个人纪录的三倍多。此外它也成为拍卖场上出现的最昂贵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科斯塔利茨是1989年11月在纽约佳士得以230万美元买下这幅画的，当时也创下了纪录。
一些小作品拍出了大价钱，胡里奥·冈萨雷斯（Julio Gonzalez）的雕塑《光影面具》（约作于1930年）只有9又7/8英寸高，估价80～120万美元，但是却创下745万3,973美元的新纪录，超过了当晚刚刚由另一件作品《我的面具》（约作于1927～19年）创下的冈萨雷斯个人纪录，后者比前者还要矮一点，也是艺术家的代表作品，成交价是440万美元（估价80～120万美元）。
贾梅孔蒂的作品在本周早些时候稍稍有些卖不动，但今晚就不同了，《大台小像》（Figurine sur Grand Socle），一件1950年的小型女性裸体站像被伦敦交易商阿兰·侯巴特（Alan Hobart）以220万美元拍下，估价为40～60万美元。侯巴特还看上了贾梅孔蒂的1961年作品《穿红毛衣的安妮》(估价200～300万美元)，以780万美元将其买下。
和佳士得周三夜场以电话买家为主导不同，这次在场内还是有比较活跃的竞买人的，比如一位不知名的美国藏家在争夺本次的封面拍品——佛洛伊德的1952年作品，仿佛一件珠宝的铜版油画《自画像》，估价60～80万美元——时有惊人表现，以530万美元取得最终胜利。科斯塔利茨在1992年3月的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8.8万英镑买下此作。
这位藏家离场时被记者团团围住，虽然拒绝透露姓名，新主人对这件5×3又1/4英寸的油画显然知根知底。“我觉得它非常的特别，”这位先生说，“画家是在一艘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运输船上闲着没事干才画这幅画的，这也是个有利因素。”
现年88岁的佛洛伊德在周一的苏富比夜拍招待会上露面过，他本人是当晚的培根1964年作品《卢西安·佛洛伊德肖像的三幅习作》的模特。该画被科隆画商阿历克斯·拉赫曼（Alex Lachmann）以全场最高价3,700万美元拍下，估价仅为700～900万美元。瑞士的电话竞买人马浮罗马蒂斯（DimitriMavromatis）与此画失之交臂，此外他还参与了那幅创纪录的达利作品的争夺。该画目前在培根作品拍卖价中名列第7。
这组画每幅大小为24×11又7/8英寸，是科斯塔利茨在1964年——作品完成的那一年）——用约7千美元从培根的首席画商莫尔博勒画廊买来的。一些很少在拍卖场上出风头的艺术家也取得不错的成绩，比如沃尔斯（Wols）的《无题》（1946～47）拍出创纪录的421万630美元。
当最后一件拍品落槌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拍卖师图拜亚斯·梅耶（Tobias Meyer）获得了象征完美成交率的白手套。“对艺术品的鉴赏和分辨力是我们这行的关键，”梅耶说，“本次拍卖是伟大收藏和伟大藏家的完美结合。”（作者: 贾德•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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