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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在场的听众和嘉宾，台上台下产生互动。大家可以直接向发言嘉宾提一些问题。
池刚：我想请问季玉年女士，这一年多有很多画廊到香港开分支机构，这种现象给你这样的香港本土画廊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产生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另外大陆画廊到香港之后与香港本土画廊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多吗？
季玉年：这两年不仅大陆的画廊，欧洲和美国画廊都开到香港来了。香港本土画廊最近也成立了本土画廊会，因为大家觉得有压力，会质疑怎么会来那么多画廊？日后如何生存？
之前香港的画廊不太多，竞争也小，所以过得很舒坦。但实际上画廊之间要有竞争才好，因为画廊多了才能营造氛围，所以我非常欢迎各个地方的画廊开到香港来。压力其实在每一个行业都存在，现在资源太多，无论是画廊业还是银行界，或者金融业，只有经营好才能生存。所以我不会因为自身是香港的老画廊，就过得舒服，我现在依旧每天在检讨，把心态放在刚起步的阶段，来了那么多优秀画廊，要重新思考在大的环境里，怎样才能站住脚。
香港的经济大家都很了解，大陆人都到中环买名牌，所有的国际大名牌都来香港。2008年以后经济很糟糕，香港各大行业指数都在下降，但是名牌的经济效益依旧最好，所以中环地区的租金必然上涨。我们在中环有一个画廊，今年租金涨了两倍。所以大陆的画廊到了香港也要考虑，你的定位是什么，能坚持多久？
谢尚晋：通常我们都知道藏家分为传统型、消费型和知识型，我想问一下郑林先生，你们的画廊如何培养和区分这些藏家的？更主要是怎么维护和开发他们？
郑林：我觉得藏家只要收藏作品就是对当代艺术的支持。投资型藏家和消费型藏家相比，我们自然觉得消费型藏家更好一点，这是因为消费型藏家不会轻易把作品拿出去卖掉。唐人画廊的市场销售有一个条款，要求藏家在三到五年内不能随便将作品拿去拍卖。当然藏家的发展是需要经历一个从雅俗共赏到专业，再到长期收藏的过程，也就是说藏家的发展和画廊是同步前进的。
现在亚洲甚至中国藏家中，有很多大藏家很有影响力，所以很少去看展览，也不太了解艺术家，反而更多去看拍卖成交数据，觉得谁高我就买谁，这是一些大藏家的弊端。藏家一般都会认为拍卖市场上价格高的是精品，但实际上，真正好的藏家应该是买未来而不是现在的市场价，我觉得当代艺术真正的发展不应该单纯依靠拍卖。
所以我一直倡导“收藏现在的学术价值，未来的商业价值”这个理念。藏家在现在的拍卖市场上买到的价格高的作品，都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学术价值积累的结果。
胡丹洁：我观察到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很有意思的现象：画廊、拍卖公司以及艺博会都在谈论学术，这是不是意味着学术目前在中国还处于缺席地位？究竟怎样才能建构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或者加强学术话语权？刚才劳伦斯先生提到现在的艺术已经不再是中国当代艺术，而是国际当代艺术，这个“国际”是不是已经被消费？如果当代艺术是国际的，那么学术够国际化吗？我想请季玉年女士和劳伦斯先生回答这个问题。
季玉年：我经营艺术20年的感受是，大部分买家是艺术爱好者，他们看到感动自己的作品，于是买回家去，越看越高兴。我觉得香港有一个比大陆好的地方在于，她是国际大都会，大多数藏家是在“消费”艺术品，他们只买喜欢的作品，并且能够与之对话，这其实是整个市场中比较健康的地方。有了藏家的喜欢，才能支持更多年轻艺术家的发展。
龚继遂：请劳伦斯先生讲一讲学术建设的缺位应当谁来承担？应该是多元化格局还是西方主导格局，或者是应当由本土学术机构承担的格局？
劳伦斯：我不知道。
龚继遂：不但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我们谈学术建构、商业建构、第一市场、第二市场功能的问题，都没有机会展开讨论。在与艺术品交易息息相关的民间商业行动、学术机构的学术研究之外，还有大的国家政策、制度配套的问题，也牵扯到我们的文化建设和税务政策，现在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最近香港博览会就直接或间接地牵扯到中国整个文化政策和税务配套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展开，我们希望各位能够专门讨论并关注这个问题，也希望“下一波潮流谁做主”这个话题可以持续讨论下去。
王雪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但我们的论坛活动会继续做下去，也希望通过对不同话题的深入探讨，促进艺术界的学术建设，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谢谢在座各位嘉宾、各位发言者，谢谢大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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