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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韩国的艺术市场当时处于“产销两旺”的情形：一方面韩国的艺术家因国家、大企业的大力赞助以及画廊等艺术经营机构的推广，而扬名国际，作品价格飞涨;另一方面，韩国艺术品市场还大量引入国际性的艺术资源，从而推动了其自身的国际化进程。
据阿拉里奥北京空间前总监金秀炫介绍，在韩国，艺术赞助主要包括官方和民间，韩国法律中有一个“特别法”，政府部门中有一个文化艺术委员会，支持韩国艺术在海外的推广，这在整个赞助中比例比较小;另一个是民间或企业赞助，这是艺术赞助的主要来源，像首尔艺术委员会等，不仅仅赞助当代艺术，在韩国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三星集团。
也就是说，韩国企业的经营直接直接影响着艺术赞助的数额，进而影响到韩国艺术机构和市场的表现。
现在韩系画廊经历了集体退市，金秀炫在分析阿拉里奥总部关闭北京分支的原因时表示，由于世界经济在经济危机后复苏缓慢，“阿拉里奥四家分店累计的亏损偏大”。
据韩国银行(央行)的资料显示，2008-2011年，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3.1%，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记录。韩政府虽然出台了各种扶持政策，但今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将停滞在2%左右，韩国经济或已经进入了结构性低增长时代。
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于近日对全国360对家中小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2.5%的中小企业认为自己的企业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去年在这一调查中认为企业陷入经济危机的仅占14.8%。
调查显示，25.6%的企业处于赤字状态，25.3%的企业虽然仍在盈利，但利润剧减。35.6%的中小企业称今年不会给员工涨工资。企业利润的剧减直接导致画廊赞助资金的减少。
同时，在税收方面，相比之前一直实行的艺术品免费政策，从2013年1月1日开始韩国开始征收实行艺术品转让税，销售的艺术品价值在6000万韩元以上的纳税人，就其利得部分缴纳20%的资本利得税。其实，此项草案早在1990年就开始酝酿。
这项税收政策引发了人们对韩国艺术市场的担忧。韩国画廊协会主席李贤淑女士介绍说，对韩国艺术市场来说，征税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与纳税相比，购买昂贵艺术品的收藏家更担心的是暴露自己的身份，要纳税就必须提供身份信息。
外资画廊逃离中国?
继韩系画廊之后，日本、台湾、美国等画廊是否也会逃离中国呢?
在开拓中国市场时，外资画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境，如需要建立新的画廊资源、艺术家资源、客户资源等，面临水土不服的情况。
其次，目前中国在艺术相关法律制度上有所欠缺，工作方法上不可能同于国外的专业代理人制度，所以北京画廊协会会长程昕东觉得“韩国阿拉里奥画廊离开中国，这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而言是非常可惜的。”
与很多国内画廊的离开一样，这几年很多外资画廊开始撤离，例如在北京经营三四年的阿特塞帝，还有很多仅开一年就撤资的画廊。姚薇介绍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资画廊对中国市场不够敏感，在中国抓不住机会，自己代理的艺术家在中国推广又缺乏客户群，得不到消费群体的认可，与中国艺术家打交道，又绝对没有中国本土画廊那么容易，所以很难维持。
“现在并不是外资画廊想获得好收益的时候，如果看不到长远的发展，撤离也是可以理解的选择。”程昕东这样介绍，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艺术市场开始剧烈震荡，当代艺术板块进入了长期调整期，而这时外资画廊主要的经营范围。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外资画廊就一定会逃离中国呢?“对我的同行，没办法，每个画廊只是找路，中国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始阶段，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教人做画廊应该如何去做，要摸索”，香格纳画廊的劳伦斯说。
在马学东看来，“台湾画廊在经营方面做得比较扎实，他们在艺术家风格的选择上都比较有特点，无论是卡通、二十世纪、当代等，都拥有比较清晰的脉络，而且善于抓住核心艺术家资源。”“阿拉里奥最开始和中国艺术家合作很密切，但基本没有采取独家代理模式，丧失了核心艺术家资源，后期在包括投入、宣传等方面都比较弱，这可能是造成阿拉里奥目前局势的原因之一。”
在东京画廊撤离北京后，三潴画廊就成为日本在中国的代表，其负责人三潴介绍说，“现在北京三潴画廊和东京那边的经营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中国的税收制度太严格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北京的画廊主要还是以展览为主,几乎还没有向中国本土的藏家进行过销售。这其中也有税收制度的问题，就目前来说还没有好的办法。
我们代理的艺术家的价格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一步一步地经受市场和时间的考验而后定价，所以即使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降价。”
国内画廊和外资画廊都面临着艺术市场调整的困境。前几年，国际藏家主导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时，外资画廊因其相对完善的运作机制和经验，引领国内一级市场;而随着藏家由国际想国内的转移，外资画廊的“水土不服”开始凸显，但最终能否快速适应中国市场环境变化，找到合适的经营模式将是外资画廊立足中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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