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首场北京国际拍卖会开始，20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由小到大，从没有经验到初步走上规范，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贡献。
第一次拍卖高潮
改革开放为拍卖行业的发端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真正把文物艺术品推上拍卖市场，开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先河的应该是’92北京国际拍卖会。正是有了这次破天荒的拍卖会，才对旧的《文物保护法》有了突破与冲击，才有了国家文物局紧跟中央改革开放的步伐，对旧《文物法》不断修改、补充，才有了10年后新《文物法》的出台，才有了文物拍卖企业在法律上的合法性。
自1992年北京首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以来，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出现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出现三次拍卖高潮。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1992年至2002年。这10年，文物行政部门通过举办文物艺术品拍卖试点，总结经验，修改补充文物政策，商务、工商、海关等部门相互配合，促使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顺利走过健康稳定的发展期。
19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北京市文物局特邀香港著名收藏家张宗宪莅临指导，并从香港邀请胡文棨来主持拍卖。
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是大陆最早成立的拍卖公司，创始人是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的祝君波。他力主朵云轩(自此用简称，其他拍卖公司亦同)主导拍卖，培养自己的拍卖师。在选定了上海朵云轩出版社主编戴小京以后，他们不惜投资，到香港观摩苏富比、佳士得拍卖现场，学习拍卖技巧，回来模拟排练。首场拍卖会印制了5000册图录，3天时间被索要一空。拍卖预展在上海美术馆进行，门票20元。拍卖会在希尔顿酒店举行，入场券80元。就是这种情况，仍然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海内外著名收藏家、同行张宗宪、罗仲荣、蔡泰和、王仲方、秦公、王雁南、甘学军、米景扬等五六百人挤满了拍卖大厅。
拍卖会由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谢稚柳开槌。最终该场拍卖会成交额达835万元，成交率74.5%。张宗宪举一号投买牌，一号和最后一件拍品都由他拍下。他说：“要做到有头有尾。”本场拍卖的任伯年《花鸟草虫册页十二开》，底价仅20万元，以104.5万元成交价被香港集古斋张超群买走。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底价为60万元，以143万元成交价被台湾的蔡先生买走。
此前，朵云轩一年的利润也只有100万元左右，此场拍卖会的佣金即近200万元，再加上有些拍品是朵云轩提供的，都卖出了大价钱。参加拍卖会的同行坐不住了，秦公、王雁南、米景扬纷纷赶回北京，抓紧筹备成立他们自己的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北京荣宝拍卖公司。
1995年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中国嘉德拍卖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成功后，派生出一件维护著作权及产权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最后作者刘春华胜诉。另一件是北京翰海1995年10月拍卖会推出的1016号拍品宋官窑琮式瓶，翰海请故宫博物院著名瓷器鉴定专家耿宝昌鉴定，结论为珍品，后以902万元成交，成为当时中国瓷器拍卖成交最高价。可是，此瓶成交以后，买主去请教故宫博物院一位研究瓷器“窑口”的专家，此专家说该瓶是一件杭州新生产的瓷器。买家听后动摇了，没有取货。对此耿宝昌幽默地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北京翰海总经理秦公认为真东西不愁卖，没有较真。其实，此件宋官窑琮式瓶是扬州文物商店“文革”前收购的旧藏，早在1975年即拍卖前20年，我和章津才、华义武到扬州文物商店出差时，就见过此件官窑琮式瓶，全国文物商店的同行也都知道扬州文物商店收藏着这么一件重要文物。
事后，秦公让我到故宫找这位瓷器“窑口”专家介绍了这件瓷器的历史，他默然接受。我写了一篇《宋官窑瓷器美不胜收》文章，刊登在《典藏艺术》杂志1996年第6期上。此瓶1998年再次出现在拍卖市场，以1045万元成交，后来几次重现拍卖场，价格一路上升。2008年中国嘉德再次拍卖时，成交价为2016万元。由此看出，文物的“窑口”理论和鉴定是两种不同范畴的概念，两种专家具备两种不同的学问，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共同提高，但在对传世文物的鉴定上，鉴定家更具优势。把赝品说成真品是错的，把珍品说成赝品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损害。
四川翰雅拍卖公司的基础是四川省文物总店，其首场拍卖会在成都举行，比较成功。我和张宗宪应邀参加，第一号拍品张大千的《婴戏图》底价8000元，张宗宪以3万元竞得。徐悲鸿的《五骏图》以144万元的高价被绍兴小小集团竞得。绍兴小小集团当时是大买家，从北京翰海、中国嘉德等公司购得很多高价位的文物珍品，诸如《石渠宝笈》著录的宋《四猎骑》、沈士充《仿宋元十四家》，以及吕纪《斑鸠红梅》等。可是，四川翰雅因为国企转制等原因经营不善，以后的发展不算顺利。
中商圣佳拍卖公司开始隶属于商业部，后改制更名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刘亭任董事长，易苏昊任总经理，樊则春任副总经理，后来聘我为顾问。刘亭是刘少奇的小女儿，公司成立大会很多政要都来参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为公司题写了牌匾。
按照国家文物局拍卖公司试点规定，中贸圣佳只能从海外征集货源，这对中贸圣佳是很不利的。但是，刘亭善于用人，她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挖来文物征集部主任易苏昊任总经理，很快就从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和日本友邻博物馆征集到货源，并且最早推出西洋钟表拍卖专场、当代前卫派绘画作品拍卖专场，把中贸圣佳办得红红火火，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纪录很多都是中贸圣佳创造的。特别是为国有博物馆提供《研山铭》《孔子弟子图》《郑燮手书四书五经》、明《素三彩观音造像》、郑板桥《手书四经五书册》等，中贸圣佳为国家博物馆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1996年，故宫博物院从北京翰海购藏到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手卷。此手卷原为徐世昌旧藏，“文革”期间徐氏后人被抄家，此卷存放在故宫博物院。1982年朱家晋编撰故宫藏品集《国宝》，选入了此手卷。后来落实中央查抄退还政策，此手卷退还给徐氏后人。当徐氏后人将此手卷送到北京翰海拍卖时，秦公及时向故宫博物院通报了情况，故宫博物院以880万元在拍卖会上完成了购藏。
2000年，在拍卖市场上发生两件颇为震动的事情。一件是易苏昊代表北京保利集团从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回圆明园流失的重要文物——兽首，北京市文物公司秦公从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回圆明园流失的清乾隆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镂空六角套瓶，影响巨大，保利集团由此名声大振。另一件是秦公不幸英年早逝。秦公是北京翰海总经理兼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文博研究员。因为他对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和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同行心目中都有着深刻影响。他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的消息传遍业内，两三千人赶到八宝山为秦公送行，场面十分悲壮。我应家属的要求，主持了这场追悼会。
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手卷也值得一提。此手卷著录于《石渠宝笈》，流落日本，被日本友邻博物馆收藏，华人收藏家从日本买回后先送到中贸圣佳。中贸圣佳请徐邦达鉴定，徐先生认为，此图虽然著录于《石渠宝笈》，但并非宋徽宗亲笔所作，中贸圣佳只能退回藏家。2002年，藏家又将《写生珍禽图》送到中国嘉德，中国嘉德又请徐邦达鉴定，徐先生经过一年的思考，重新鉴定为真迹——是宋徽宗当皇帝之前所作。中国嘉德为慎重起见，又请启功、朱家晋、杨仁恺、傅熹年、章津才等先生鉴定，大家一致认为是宋徽宗的真迹。
宋代皇帝的绘画真迹出现在拍卖市场，这在当时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中央电视台对此件拍品拍卖情况进行了现场直播，这也是央视对于文物拍卖市场第一次进行现场直播。拍卖现场引来了众多收藏家，杨仁恺亲自带来东北购买团参加竞投。但是，因为那时大陆收藏家对于文物的价值还缺乏认识，所以拍卖会上竞价到1500万元以后，大陆买家全部退下阵来，仅有尤伦斯的代理人吴尔麓的儿子吴同与台湾林百里的代理人王振松轮番竞争，最后被尤伦斯代理人以2530万元竞得。尤伦斯还放了一个烟幕弹，说是此图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买走，迷惑了新闻媒体。直到7年以后，尤伦斯才在香港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是被他买走了。
在第一次拍卖高潮中，中国嘉德成立和北京翰海首拍值得特别提及。
中国嘉德原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1993年5月18日在北京长城饭店成立，陈东升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雁南、甘学军任副总经理。
中国嘉德与此前的上海朵云轩与此后的北京翰海、北京荣宝、四川翰雅4个拍卖公司情况不同，它是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成立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股份制公司，由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州分行、中国画研究院等13个股东单位组成。新的机制充满着活力与朝气，展现出先天性的优势与生机。与之相比，另4个公司都是由国企分蘖出来的机制老化的子公司，所以中国嘉德一成立就以崭新的面貌和灵活的运作方式，活跃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
1994年3月27日，中国嘉德首场拍卖会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推出“中国书画”“中国当代油画”两个专场。此场拍卖会上出现两件超过百万元的文物，一件是齐白石的《松鹰图》，以176万元成交；一件是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图》，为图录封面，以209万元成交。这两件作品都是经过文物鉴定部门鉴定盖有火漆印允许出口的文物，因为标价为10万美金，约70多万元人民币，外商嫌标价过高，几年间都无人问津。此次以高出底价两倍多的价格成交，充分显示出拍卖是提高中国文物艺术品价值的最好商品交易形式。在中国嘉德首场拍卖成功以后，我还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嘉德拍卖启示录》。
中国嘉德首场拍卖会，中国书画鉴定5位顾问徐邦达、刘九庵、史树青、章津才、秦公的名字都印在拍卖图录的首页上，彰显了该公司拍品的可信度。著名文物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徐邦达主持了开槌，最终成交总额为1300万元，这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会第一次突破千万元大关。
当时，张宗宪手持一号竞买牌。第一号拍品是吴熙曾的《渔乐图》，以8000元起拍，张宗宪口称祝贺嘉德公司一路发，以一万八、两万八、三万八直至八万八的应价，使得拍卖会场顿时进入激烈竞价的热烈场面。主持拍卖会的拍卖师是高德明，他高高的身材，稳重的举止，宽厚的嗓音，流畅的节奏获得了公众的好评。
《松鹰图》与《石梁飞瀑图》这两件高档次、高价位的拍品是北京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崔景林提供的。崔景林是我相交20多年的好朋友，他亲自陪着陈东升和我到三间房库房挑货。三间房是全国出名的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大库房，曾经储存过超百万件文物艺术品，不只为国家换取过大量外汇，还为国家博物馆提供过大量文物藏品。同时，三间房还为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贸圣佳等拍卖公司提供过大量拍品，为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2002年，崔景林因心脏病突然逝世，全国很多拍卖公司和文物商店的负责人赶来吊唁，国家文物局送了花圈。北京华辰总经理甘学军不胜伤感地对我说：“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起到很大作用的秦公、崔景林、赵榆三个铁哥们，两年走了两个，太可惜了！”是啊，这3个人中，我的年纪最长，却侥幸比他们多活了十多年。能够在今天撰写这篇文章，也算是我这个当老大哥的对秦公、崔景林两位兄弟做一份追思与怀念吧，但愿他们在天堂有知今天拍卖市场的繁荣。
北京翰海1994年9月18日首场拍卖会在北京保利大厦剧场举行，推出了“中国书画碑帖”“中国古董珍玩”两个专场。从布置拍卖会展览到拍卖现场，我陪着秦公和翰海全体职工熬了两个通宵。当时的拍卖师是王刚。此场拍卖会成交额高达3300万元，震惊了世界。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对于翰海拍卖会的成功也发来了贺电。张宗宪手持一号竞买牌，独自竞得总额为1600万元的拍品，占到全场拍卖总额的一半，轰动一时。
北京翰海是秦公费尽心血创建的。秦公受命担任北京市文物商店总经理，正是文物商店经营惨淡、进退维谷之时，营业额仅靠少量外宾柜收入维持，入不敷出。他试探着联系组织国内外展销会，诸如到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上海展销，但当时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价格仍然很低，这些展销收效甚微。19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的举办，为文物商店的改革展示了新渠道，但文物事业单位要建立拍卖公司，谈何容易！在多次申请报告杳无音信，眼看着上海朵云轩拍卖成功，中国嘉德成立，心急如焚的秦公只得在正规渠道上报的同时，另通过朋友刘文杰将申请报告直送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副市长张百发的秘书手里，最后才得批准。秦公兼任北京翰海总经理。
张宗宪是我1979年去香港考察文物市场结识的老朋友。北京翰海成立之后，秦公诚聘我为该公司常务顾问，陪我去上海诚邀张宗宪来京辅导北京翰海筹办首场拍卖会。从拍卖会日期选择避开苏富比、佳士得拍卖日期，到拍卖规则的制定、拍品的遴选、拍卖图录编排、参考价的设定、拍卖师的辅导、邀请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来京参加拍卖会等，都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北京翰海首场拍卖成功，张宗宪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四川翰雅、北京荣宝、中商圣佳几家拍卖公司的成立和首拍，张宗宪也都亲临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