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僧”史国良的书架上，佛学方面的书并不是主角，这位以人物画出名的画家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对流行的历史文化图书也有不少了解。他说创作了很多年，“最近发现自己需要在文化经典知识方面补充”，所以想系统地读一读中国的文化经典和西方的文化经典，希望能从中得到人生和艺术上的更深厚的滋养。
[书房主人]
史国良（释慧禅）
1956年出生，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厦门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剃度出家，现居北京。
[书房常客]
和史国良有交往的人多是书画界和文化评论界的专家学者、艺术家，来书房的人也以此居多。文化评论界的田青、张晓凌、诚方平、古华以及搞音乐的韩静霆、何树凤都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些有意思的书刊，他们平时也会交流读到什么书，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说说。
[书架设计]
史国良的书架格局是自己设计的，分成不同的层高，从底下开始一二层的空间比较高，适合摆放大型画册，中间的稍低一些，可以放置16开的图书，再上面更小一些，放更小的书。他把各种类型的书按照品类不同分开摆放，一些图书还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图书，是他早期购买的书的一部分。还有放不下的，就搁在大书桌下面。史国良特别向爱好书画的人推荐，应该在书房的墙壁上设计挂镜线，既可以用来装饰房间，也方便悬挂书画作品。
史国良对书架的设计独具匠心，融合了艺术家和僧人的双层风格。
少时
读没头没尾巴的书
史国良的少年时代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处于普遍的文化饥荒中。他自己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刚刚学会认字就差不多停止了，好在之后自己学会绘画，有机会接触历史文化方面的信息，多少弥补了文化课程的缺失。
对少年时候的阅读，他记得最清楚的和读书有关的两件事，一是小学生也要每天背毛主席语录，和大人一样要说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类的口号，响应号召学农、学工、拉练，最好的读书年纪反倒没读多少书，其次就是读了很多没头没尾巴的书———因为当时能读的书很少，很多到手的书因为各种原因撕裂残损了，缺的往往是开头几页和最后的部分，所以他读过之后就留下很多没有结果的故事，比如三国演义中的一场大战到底是谁赢谁输，某某到底有没有脱离陷阱这样的悬念一直萦绕心头。
直到二三十年后，当潘家园有了小人书市场，他有时候还会特意翻翻以前读过的一些小人书，看开头和结尾，才知道那些故事的主人公后来到底怎样了。
长大
开始偏向专业书籍
1973年之后，史国良开始接受专业的美术训练并开始创作，但是当时注重技巧训练，还是没有补什么文化课，这让他至今感到遗憾。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对老先生们常常提的“工夫在画外”这句话的理解也越来越深：一开始大多数画家主要是学习技能，看的书也是技术性的，但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艺术创作不仅是技术性的，要继续进步，和阅读、和整个人生的积累有直接的关系，“要超越自己的专业、专家的角度，这就和文化积累、修养有关系，而阅读等于是艺术家生命的一种延续方式”。在他看来，绘画不仅有硬工夫，也有软工夫，前者是技巧、技能，通过专业学习和训练就能达到，而后者则需要多读书、多积累，“这样画的画才能有血有肉，其实，每幅画都有自己的‘命’，只有那些有深厚积累的人画的‘命’才不苍白，能把‘命’深处的东西展示出来，比如看《羊脂球》，通过一个最受轻视的人的高贵行为来对比当时社会的其他腐朽力量，这种观察角度、写法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在他看来，好的绘画和好的文字一样，应该表达一种普遍的感情、哲理，而不是时事性的内容，艺术的主旋律始终是人文主义，而不是一时一人的得势失势。
史国良（资料图片）
如今
要“恶补”经典的课
虽然在国外游学时曾经做过写作方面的工作，也曾经创作散文、评论、小说，但是史国良还是感觉自己太感性，需要在理性方面继续发展，所以他常常说自己的文化积累太少，很希望抽时间系统地把中西经典研读。虽然还没有开始直接读经典，但是他最近读的书却也是对这些经典进行解读的书，比如余秋雨、于丹的书。
史国良说自己也知道这些流行的书受到很多专家的炮轰，但他觉得他们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也不会以这样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带有普及性质的书和专业性的书各有价值，仍然有流传后世的价值。就他自己的阅读意见来说，于丹的书“很受用，马上就能用上”，这是一大优点。除了上述历史类的书，史国良也对古典诗词类的图书偏好，因为这和他的书画专业有关，读到喜欢的，还要记卡片。
史国良说自己读书常常是朋友推荐，或者自己偶然看到买来的。从1980年算起，他印象比较深的书包括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形而上学迷雾》、佛学方面的《六祖坛经》、《心经》。最近，他读的是周国平、赵鑫珊写的历史文化类的书。(采写：记者周文翰 摄影：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