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起世家大族，也许会联想到宅第豪华、轩堂大院，想到钟鸣鼎食、玉盘珍馐。然而大不其然的是南通范氏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诗文世家，却四百年来安居于寻常巷陌、斜阳草树之中。这是一个以自身的文化品质自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清贫而高华的家族，它以四百年绵瓞不断的诗文，以十三代高手相望、名人辈出的辉煌告诉人们，文化的薪承火继并不靠物质的奢靡，靠的是心灵的不断净化，陶钧鼓铸那诗意判断的身手，留下了浩瀚而博大的精神财富。十三代诗人的赓续，蔚为中国文化史所仅见的奇迹，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史所未闻。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一书的面世，不只说明了中国文化传承以家族为系脉的积层性发展规律，同时也从家族外延联姻的其他文化家族所构成的更为广大深厚的文明传承体系。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仅存的没有变种的古文明大族。他的人口众多、生生不息，无疑不易为世界其他强悍的种族消灭。他的不朽屏障是喜马拉雅山和大海加上人工的长城，这在古代是保持故国社稷不迁的重要因素，和朝代的更替无关。而在此中安其居、乐其俗的人群社会必有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这载体除去公私书院而外，便是那以文化递传为使命的文化家族。这其中人文的因素便起了至大的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千百年而没有泯灭，我们不能否认从上古直至今天化入整个民族血液中的伦理观、道德观，譬如孝、悌、忠、信、仁、义、理、智等等。时代在进步，主要体现于物质的昌明，而心灵的升华，则一直坚守着抽象继承的法则，譬如“忠”的内容虽因时推移，而“忠”的信念，却遥传着列祖列宗的遗传基因，“信”的内容和《礼运·大同篇》的“讲信修睦”已然完全不同，而“信”的追逐，依旧是今天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不二原则。今天每捧读古人诗文，不一定情随事迁、无动于衷的根本原因是苏格拉底所谓“美的共同性”，不因岁月的迁流而失去它原创时的光芒。“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语）一语，是我们浏览古籍时的通感。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一书的整理裒辑工作，实际上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肇其始者是我的曾祖父范伯子先生，那是光绪二十年间的事。彼时伯子先生从游吴挚父先生于冀州，伯子羸弱病发，而当时正论列李白诗，并教导挚父先生的儿子吴闿生，先曾祖母姚倚云劝他：“子不尝欲论次家集以问张（濂卿）、吴（挚父）乎？张则远且没矣，吴幸而近在，而子又多病，人事何可知欤？论古人何如论家集乎？”伯子先生甚以为然，便开始整理家集，废百事而为之，吴汝论先生十分赏赞伯子先生的决定。以吴汝论当时的地位，固学界之司命，而且博雅睿识，共为天下所钦服。他对南通范氏之家世与文学成就，了如指掌，对伯子先生说：你的先人“盖出文正、忠宣，世次不相续，其始有家于通州者曰盛甫公，盛甫生均用，均用生廷镇，廷镇生秉深，秉深生禹迹，禹迹讳九州，始以名德重于乡里。禹迹公子曰介石公，讳希颜，始为名诸生，介石公之子讳应龙，字云从，以明经高第拜庆云令”。（见曾克耑《海内诗世家》）而伯子先生所藏先祖手稿中，范应龙的作品属于最早的一人，如果从我上溯，应为我的十二世祖，在范应龙以前，必然有擅诗者，但他们的作品都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了。《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从范应龙开始，应在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左右，距今四百四十余年。这四百四十多年中，南通范氏以诗文传家未曾中辍，而且诗文集世次相续不断，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奇迹。
既称“诗文世家”，它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大师相望，名家辈出，滂沛成气，而不仅仅是“诗书继世长”，只出鋀钉小儒的家族。这里只需举其荦荦大者，便足见南通范氏之为诗文世家之不妄。明末，我的十一世祖范凤翼于吏部拜天官郎，他的道德文章为天下士所景仰，有明末英烈史可法的《范公论》为证，他在文中备极赞颂范凤翼，文曰：“天之生贤人、君子，固以为社稷苍生之庇。其用之大者，莫如以一君子为众君子之津梁，则太蒙范公（范凤翼）之在吏部是也。”这是指万历三十八年范凤翼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时，阉党势炎，而凤翼公以其睿识胆略，首先推选顾宪成、高攀龙等士林清流为朝政大吏，于是天下震动，史可法则称赞范凤翼的英姿杰识，谓“士之附之亦诚百物之于麟凤”，史可法是一位秉心至公而载笔不阿的大丈夫，他的评价重于鼎鼐，断非浮言。当时的文豪董其昌则盛赞范凤翼诗，“吏部文章真不朽，龙图忧乐本同参”，则将范凤翼比列宋之名臣包拯，这确非虚誉。董其昌时时怀念当他被贬抑离京，朝中奸佞犹落井下石时，独“异羽（范凤翼）在天曹（时范凤翼拜吏部天官郎）违众援之，不遗余力，予得无溺，盖其直道任事每每如此，恒怀知己之感”。范凤翼对名士之呵护，真有孟子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至我的十世祖范国禄，则名噪文坛，与同时士林翘楚孔尚任、王士禛为至交，诗文唱和，为清初文化之一大景观。
高祖范如松，不仅诗文彪炳于史，实为范氏诗文世家关键性人物，上承八代诗人之高风，下启范氏诗文鼎盛之局面，因为他教子有方，伯子、仲林、秋门三子皆以诗文闻于晚清，有“通州三范”之目。曾祖范当世伯子先生为同治、光绪朝诗坛领袖，其诗文成就可称通州范氏诗文世家光辉的峰巅，驰逸绝尘，为明末以降二百五十年来所未有。晚清、近世硕彦高儒早有定评，兹录数则，以见一斑：
陈散原论伯子诗之大气象，发出如此的慨叹：“苍然放块之气，更往复盘纡以留之。盖于太白、鲁直两家通邮置驿。”（《三百止遗》序）这是讲范伯子的诗能和唐、宋大家李太白、黄庭坚相伯仲。曾克耑激赏伯子诗，有云：“覃及胜清之末肯堂先生（范伯子）卓然起江海之交，忧国愤时，发而为歌诗，震荡翕辟，沉郁悲壮，迹接李杜，平视坡谷，纵横七百年间无与敌焉，洵近古以来不朽之作也”。（《晚清四十家诗钞·序》）最切中肯綮之评价当属吴汝论，“文之道，莫大乎自然，莫妙于沉隐，无错（范伯子）中年到此，则天下文章其在通州呼”。他看到伯子先生《武昌张先生（张濂卿）七十寿言》一文甚至发出如此叹喟：“直当比方欧公（欧阳修）而上之，非千年以内物，曾公（曾国藩）及濂公（张濂卿）最工之作不过如斯。”（《范伯子文集附家书三》转述）引述至此，范伯子诗文在晚清的地位声威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南通范氏之诗纵览之，不作无病呻吟之语，不为刻红剪翠之句，亦未见喁喁鬼唱之诗。大凡范氏作手，往往挟雄风以长驱，进则有豪侠气，退则有高士气，而儒家经世、禅家感悟、道家睿语，皆若散花之近维摩，不着痕迹。世之评范氏诗文世家者，不维评诗，兼评品节，高风起于海澨，噌吰振于澒洞。有国魂在，有诗灵在，有家山风物、故人情怀，四百年中，南通范氏是以诗意融于人生的典范。
尊敬的季羡林先生为《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一书的题词是：“宏文伟制，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矣。”我国卓越的诗史研究家钱仲联先生则专为此书作序，他说：“清代惜抱（姚鼐）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传未绝，南通范氏其执吟坛牛耳者哉。”又说：“南通范氏既高据诗界昆仑之巅，其一家之世业撰则又不止于诗也。”钱先生和我缘悭一面，唯去岁先生九十五岁诞辰时曾奉一诗一画为贺，于电话中曾闻先生吴语，本拟俟《世家》一书出版后奉帙赴苏州专访，讵料先生遽然辞世，则先生之《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为其平生著述之最后一文。自范凤翼与钱牧斋为莫逆，四百年来，钱、范两家，情深如此，亦足载于文苑史籍以为美谈。
通州范氏以对科场仕途之不恋，十三代中朝廷高官仅一见；州县小吏亦不多，即为官亦极清廉。所以范伯子曾有诗云：“人言诗必穷而工，知穷工诗诗工穷。我穷遂无地可入，我诗遂有天能通。”范氏之穷，君子固穷也；非不能富，辞富而安贫也。故家风高秀，迥乎尘俗。通州范氏故宅位于城北，有唐代光孝塔在侧，清风夜铃，古趣未远。庭院殊小，盈数丈而已，有明代古井一口，水清冽沁人，以研墨，色泽焕然。家翁范子愚先生曾经笑谈：“我家风水好，有文曲星高照，唐塔为笔、院井为砚，岂不宜有大块文章？”历经四百五十年，朝代递嬗，岁月迁流，其间兵燹、动乱频仍，文人世家唯数千册线装书幸免于难，曝书之日，乃见我家十三代诗文书籍、手稿秩然犹存，这真是对我最大的慰藉。抚卷感喟，有不可尽言者。一日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先生携《范伯子诗集》来，谓刘梦溪先生所赠。我说：“真是天下奇巧，这是我曾祖父的诗。”乃拿出所藏盈箱先世诗文。王亚民说：“这是文苑奇迹，何不出版？这正是弘扬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最佳范例。”时隔三年，其间编校人员的苦辛可知，今天终于看到这洋洋廿一册的巨著问世，我的感动是难以言表的。我相信，南通范氏的诗文必将覃敷于海内，流播而靡穷，这不仅是范氏之幸，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幸。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