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宏：您是当代著名的山水画家，想就中国画变革方面的问题请教您。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画的变革之声一直不绝于耳，您怎样看待百年中国画的变革问题？

龙瑞：自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动，现代社会生活形态与文化形态都进入了全新的模式。西方文化的进入，本土文化的淡出，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中国画进入现代美术教育体系，进入观代展示方式而更强调其视觉张力，中国画进入市场及公共场馆更为雅俗共赏等等，诸多因素促使中国画之变革，以适应时代之需求。变革是必然的，但怎样变革？向哪个方向变是关键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可变与不可变两部分。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画的民族特色、艺术本体的自律性不能变。道与气，心与物，形与神，人与自然的审美思辨方式不能变。在寻找自己的新观念，新模式的征程中，关键还在其文化背景的建设上。

陶宏：“中西融合”是近百年中国画的主要方式之一，您怎样评价这方面的成就？

龙瑞：“中西融合”近百年来成为中国画变革的主要方式之一，借鉴西方绘画某些要素的同时，保持了中国画的工具特性、材质特性和某些绘画语言因素，由此拓宽传统中国画的程式、规矩，增强表现语言多样性及自由性，突出中国画的时代特征，在20世纪中国画画坛上创造了全新经典式样，并产生了诸如徐悲鸿、蒋兆和、林风眠等大师级艺术家。他们在当代中国画家中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因为西方现代强势文化大力张扬鼓荡，加之国人中亦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发达，文化亦向西方同化，轻视本民族文化之研究推广。“中西融合”可能会将“中”逐渐淡化或“淡出”。“中西融合”潜移默化地削弱着中国画的艺术特性，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陶宏：您的作品大体上属于从传统中求变的样式，这实际上和许多大师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等人的创作道路是一致的，历史验证是一条成功之路。那么您是如何理解传统，学习传统，并从中求变的？

龙瑞：“传统”与“创新”乃矛盾统一体， “创新”不可空穴来风，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今日之创新乃来日之传统，此为传承关系。对传统了解愈深，创新越有力度，这决非简单的事情。能了解其悠久历史中产生的博大精深的美学建树，臻于完善的创作程式及鉴赏品评理论，需要有大定力、大智慧、大气度，当变则变，不可为变而变，自自然然，通通透透，如入化境以贯之，有如舟行江中，山动、水动还是舟在动，看事物角度不同而已。

陶宏：能谈谈您的艺术历程吗？在您从艺的道路上，李可染和黄宾虹对您有那些影响？

龙瑞：我最早是学工艺美术的，对设计、构成的抽象意识比一般的中国画家要敏感一些。开始搞山水画创作时，我在画面上用了一些构成的方法。搞了几年之后，发现用毛笔和水墨画几何设计非常滑稽，于是开始转向对前辈大师的学习与研究，回归到李可染和黄宾虹。李可染先生是我攻读山水画研究生时的导师，受他的影响是自然的。李家山水强调造型，画面各要素的统一和谐性在中国山水画传统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李可染先生晚年的山水，由景入境，把从自然的形态中提炼出的经典图式与千锤万炼出的笔墨相结合，达到了崇高静穆的博大之境，充分表现出了山水的生命力度和精神属性。

李可染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对山水造型的强化和提炼，其笔墨的深厚意蕴及闪烁其间的内美，尤其他所营造的肃穆庄严的境象，都对我有极大的启示和引导。我的指导老师黄润华认为我的路子和李可染最为契合，劝我走李可染画风的路子。我也曾作过尝试，但我内心更为倾慕的还是黄宾虹，我觉得在气质上我和黄宾虹更接近。

黄宾虹走的不是北宗渐修渐悟的苦修而取正果的路子，他是“一超便入如来境”。他少年时期便以笔法为作画的核心，笔法随他的学养和道德、人格修养一起成长。他在自然山川、社会景物、评画、碑帖中悟到的全是笔墨，而笔墨对他而言，又是宇宙的本质——道的显现。所以，只有他能喊出“中国绘画舍笔墨无它”的口号。

我学习黄宾虹，选择他“幽居燕市”时期的作品人手。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此一时期，黄宾虹的作品在造型、笔墨和意境上和谐统一，不像壬辰之后的作品那样完全凸现笔墨而舍弃了造型。因而，这个时期的黄宾虹完全可以和李可染衔接起来，我可以在李家山水之中把双手伸向黄家山水。以我的立场，在笔墨、景致、造型方面把李可染的严正森然和黄宾虹的洒脱结合起来。在意境上，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和他们都有所不同，更接近生活一些。

回顾我的从艺历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兼蓄并容的人，不仅从李、黄二位大师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而且从前卫的表现性水墨那里，从“新文人画”那里，包括从实验性的抽象水墨那里，我都有不少收益。如果说我的艺术有所进展的话，那么，这些收益就是进展的动力。

陶宏：经过对李可染、黄宾虹两位大师研究和学习之后，您在建立个人笔墨、造型风格上是如何打算并付诸实践的？

龙瑞：在对两位大师的研究、学习中，我一直在思考自身风格的落脚点。同李可染先生相比，我更倾心于笔墨随着创作中的感觉点，笔笔相随，随意地染、勾勒而成画面；同黄宾虹先生相比，我在画面灌注了更多的理性意识，故意露出安排的痕迹。我想在融合感觉与理性的基础上，寻找并建立自己的风格。在此过程中，我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从生活和自然中撷取灵感，并通过结构、造型和笔墨表达特定时空的诗化境界，以丰富的笔墨语言表现山川的灵动和其中蕴含的主题生命意识。我把结构、造型和笔墨放在同等的地位，力求使三者在更高的艺术平台上达到新的美学统一。我长期研究、学习黄宾虹，其主要目的就是找到一个统一三者的艺术“母本”，以此为基点进行风格、样式上的创新。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画画家中，凡崇尚笔墨的画家，风格都不宜早熟，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早熟。李可染、黄宾虹在我这个年龄远都未形成自己的风格。所以，在风格、样式上切忌急功近利，要多思苦学，反复探索，方可有所作为。

陶宏：不同时代的山水画有不同的境界，在您看来，中国当代山水画如何创造出和时代审美趣味相适宜的新境界？

龙瑞：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各类传统艺术在境界诉求上有所不同，是因其人生观不同、自然观不同、山水观不同。中国当代文化生态是山水画的现代思考与传统山水画语境转化的背景，而此背景之现状所展现的动荡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致使中国山水画目前在境界诉求上还飘忽不定。而我个人想象的山水画境界是一种有浓厚中国文化意蕴、文脉，亲近自然而又敦厚博大、清澈明净之境界。

陶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开始成为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国家。在这种大背景下，您认为中国画应怎样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它在国际艺坛上的地位如何？您能否给我们展望一下中国画的前景？

龙瑞：中国加入世贸后，在经济上更加融入国际化、全球化之大潮中，这是一个大的机遇，也是挑战。经济全球化大潮同时也激起世界各地的不同反响，但难以由此推论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全球文化的一体化。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本土化的存在，使人类生活更丰富多彩，为何非一体化不可呢？以谁为“一”呢？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之代表，本身就有十几亿人口的文化土壤，而中国山水画中体现的艺术哲思及审美意识很有其现实意义，有很强的生命力，必将会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而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访问者陶宏系美术策展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