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敏

    书写历史自古都是大事，因为事关千古流芳或遗臭万年，当然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先秦晋国史官董狐面对威胁不改史实，齐国崔杼三杀史官而难屈史德，历史是否真实可靠与史官的诚信与否直接相关。然而当下的美术史论家们正遭遇市场经济的诱惑，其书写的动机和立场备受考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美术史论家潘公凯教授日前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潘公凯认为，对于当下美术史论研究的有关问题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谈。首先，美术史与艺术实践各司其职，各有各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简单地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对美术史与美术实践关系的大讨论，大家的共同看法是，这是一辆列车的两个车厢，美术史论、美术实践各是一个车厢，中间有个挂钩连着，两个车厢的人基本上是各说各的，互相之间听不见，只是在一趟车上共同往前走。很难要求美术史论家的观点、理论直接指导美术实践。美术史论的专业要求不是直接指导美术实践，是对以往美术发展现象、进程进行阐述，建立理论研究框架。而美术实践一般来说要比美术史论走在前面，美术实践会有更多的探索性。当然理论也可以有探索性，但不是图解美术实践的探索，是理论界自己的探索。

    其次，美术史论与艺术实践之间要实现良好的互动，必须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氛围、一个纯粹的学术规范。如果美术史论与美术实践之间有商业因素、利益交换，这种互动就脱离了良性的轨道，出现了问题。在欧美健康的学术环境下，美术史论研究基本上能保持非商业盈利的纯粹环境，欧美的美术史论家都有一个学术小圈子，每个人都遵守行内不成文的规则，不会轻易为经济利益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或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赞许、吹捧。欧美史论家之所以能坚守其学术立场也有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欧美史论家的生活物质条件得到了基本保障，工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的尊严，比如不能穿得太寒酸、在公共场合有失体面等，这是物质支撑。同时，社会舆论、公众的道德评判得有个标准，学术理论处在一个健康的大氛围中，高校、出版社、报刊等社会大环境支持这种道德准则，史论家也以此要求自己。这很重要，没有这样的氛围，仅靠一两个学者的坚守是困难的。

    再次，艺术家和经纪人、策展人也必须共同遵守道德规范，这样才能希望美术史论家做得到位，这样才能保证公正性和学术的高水准。从画家来说，必须遵守艺术创作的规律，恪守创作与消费链中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真诚热爱艺术，珍视自己从事的艺术事业，这样才可以少受商业的诱惑。这些是大家应该遵循的规则，诚信的基本态度。这样艺术家的心态就正常了。艺术史论家与画家的关系是复杂的关联结构，两个行业要恪守自己的品德准则健康互动。现在我们的基本氛围和关系没有建立，在社会、行业的范围中史论家有时是被动的，不能坚守游戏规则，诱惑也就难以抵御，史论家和画家很难坚守纯粹的学术标准。

    现在美术史论领域的基本问题是：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问题与美术经验的现代阐述理论和阐述当下美术现象的理论话语体系，虽然有大量的书出版。如何实事求是、准确地把握我们所经过的20世纪这100年，对我们这100多年来美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阐述，还得有人系统、认真地来做。西方美术理论进入中国已经一个多世纪了，用西方的语言阐述框架，能解释部分中国现实，但解释不了全部。尤其是整体理论框架，若全部用西方的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事实。而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又变得不太适用，传统的精神家园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要说明中国的事，目前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基本概念的厘清等问题上，难度都很大，用近现代美术史论研究的现成经验来解决已显得力不从心。

    潘公凯认为，东西方文化修养积累和必要的生存余裕的欠缺，使大部分理论工作者很难全心全意、深入地投身到美术史论的研究中。一方面美术史论家欠缺东西方文化修养的积累，而没有积累、传承，就没有文化。人类文化本是靠一代代传承为基础向前发展的，如果每一代都想在一张白纸上重新开始，人类文化就不可能进步。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在几乎没有任何停息的变动中，文化生态剧烈动荡，受到破坏，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对以往文化成果的学习，年轻人的知识基础往往很不全面，支离破碎。这对于当代文化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另一方面是美术史论家欠缺必要的生存余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国家应重视、改进美术史论家的生活条件。西方有很多文科专家、教授、独立撰稿人，生活都是靠稿费的。这个稿费必须高到能补偿撰写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培养这个专家读学位所作的成本付出，这篇论文才算体现了它客观的经济价值。要把一个人培养成专家、教授，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国家社会，都耗费了精力和财力。一个学者一生中写不了很多文章，稿费如果再低，他就没法活了。如果学者创造的学术成果，不足以挣回他投入的成本，这是很不合理的。

    学者不向画家伸手，他又能靠别的什么呢？这不能怪学者。中国应有重要的权威学术刊物，这样的刊物一定要靠外力的支撑，不可能自负盈亏。国外的学术刊物大都是靠国家、基金会养着，主要还是靠基金会。中国的艺术基金会处于艰苦草创阶段。学术刊物要自负盈亏，学术质量是没法保障的，刊物的编辑者得不到较高的生活费，生活也会成问题，这样他们也只能向画家伸手，或靠广告。这是个机制问题。国家拨款养权威的学术刊物就有助于使学术公正，我觉得目前国家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花一两千万元，养几个学术刊物是应该的。我们现行的稿酬制度是一视同仁的，应该按学术水平的高低有所区别。如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很有权威，很小的文章稿费就很高。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学者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学术的公正性就不能保障，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出大问题。

    潘公凯强调，社会应采取措施促进学者、美术史论家们自觉保持社会的公正立场，体现学术的理性尊严，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