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秋晴，收到上海新近出版的题为《中国画名家经典·冯远》①的大型画册，它沉甸甸的，不仅因为汇集了冯远自1980年研究生毕业以来近二百件画作和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更因为它透过这些作品较全面地了解了冯远的创作里程和心路历程，提醒我们关注“艺术与人”这一神圣的命题。
冯远于1978年考取为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方增先的研究生，与我们这批曾经汇聚在“春华秋实”名下的中央美术学院1978经研究生是同届。他在杭州的那段岁月，彼此很少联系，我只是在编辑《周思聪纪念文集》时，通过他那篇短文《往事》，知道他这位十七岁即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因了在火车上奇遇朱乃正这位伯乐，得雨夜拜访周思聪、卢沉之缘。我曾经想象过他坚持留宿之请，趟着积雨从地安门返人美社的身影，冯远当是一位倔强、坚忍、有志的当代青年，一位在北大荒劳动过近十年的上海知青，已经奠定了他社会底层的人生体验。这历史的阴差阳错的安排给人带来无计的辛酸、苦累、挫折甚或灾难，而对于一位以人、以人生为表现对象的艺术家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段深深影响过他人生观、艺术观的经历，成为他日后认识人、理解人、研究人、表现人的宝贵的基础。如果把周思聪、卢沉视为他的启蒙老师之一，他得到的不仅是笔墨的启蒙，应该还有关于人、人性的启蒙，他已经由兹感受到师辈“那颗至善至美的心”，他“感到周思聪先生真正接近亦把握到了众生——人性——生命——人的真谛这样一个宏大命题”②，并将这一命题接续下来，深入下去。在一次与朱乃正、冯远的聚会中，我曾经笑言“乃正先生当是伯乐”，朱乃正呷了冯远的敬酒会心地笑了，他当年曾嘱周、卢“好好教教这孩子”，他没有看错，伯乐相中的只是千里马。
《冯远》画册按性质、功能分为三大部类，我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把他作为研究对象按时序将他的艺术轨迹稍事条理，并从中抽取出水墨历史画，抽象、意象水墨画，现实人物画等几个亮点略事评述。
关于水墨历史画，包括他水墨为主、墨色并用的历史画和白描历史画，自1980年的《秦隶筑城图》起，到1997年的《世纪梦》……通过这些巨幅大构，你将发现他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一贯的深切反思和灵活的思维方式以及不断变幻的形式结构。毕业作《秦隶筑城图》以艰苦的筑城荣任情节为契机，以突前的动势和前赴后继的秦隶肉躯，构筑了一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慷慨凝重的悲歌，初步彰显了他宏观把握历史精神的胸怀；1982年的《英雄交响曲》三联画，将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中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超时空地组合为一种雕塑般的历史节奏，并以色调的起伏寓意了中华民族由暗夜向明天的转变；但他很快舍弃了这种历史符号似的壁画图式，在1984年的《保卫黄河》三联画中运用富有力度的笔墨语言，通过具有夸张力度的人物造型，吟诵出一部高亢的史诗；此后，他以群像并置的构图先后创作了《百年历史》（1987年）和《世纪梦》（1997年），试图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历史命运的领袖人物的肖像甚至附以文字陈述历史的变迁；而1991年的《星火》并不一定特指某一历史事件，却运用可使人想象到土地革命时代背景的象征性造型，更借助满布的火把光焰和全纸的棕红色调强化了星火燎原的主题精神，或者说缘此主题精神促动他寻找到这以色彩、色相为主要语汇的现代历史画图式，这应该说是更具有造型艺术特色和表现性力度的探索；此后的《世纪智者》（1999年）则运用头像密集并置的结构和这结构与蓝天形成的类如地球的弧线，讴歌了为世界近现代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智者。这些作品通过人民群众、领袖人物、知识精英不同的群体，运用情境、象征、群像等不同的结构方式，选取水墨、彩墨或色彩为宗的不同语汇，内含着不同的历史观的追问和这诸多历史切面之间的差异及其总体的辩证联系，体现出冯远试图多侧面、多角度观照历史的灵活思维和因主题、精神的不同实验多种语汇的创作态度。一贯地关注历史，在视角与语言上却不定于一尊，这也许正是作为历史人物画家冯远的特征。
上述历史画因读者的选择性接受会有不同评价，而他的白描历史画却受到了普遍赞誉。如果说《屈赋辞意》（1993年）以屈原叩向上苍为中心形象，演绎了一部人与神交往、现实与理想交错的“忧”歌，《秦赢政称帝庆典图》（1994年）则以始皇帝即位为核心，以群臣朝拜、武将护卫、群鹤翔集的大铺排显现了大一统的“王”气；如果说前者以曲线的周流回转与情志书泻的诗语取得了魂魄的和谐，后者则以直线的纵横结构强化了霸业实绩的雄强；二者虽共有高古游丝的线描略参铁线描的笔法，前者柔中寓刚，后者刚中蕴柔……这两幅白描巨制再一次证实了将古代画家粉本语汇转换为现代创作语汇的可能性，再度显示了冯远对历史主题的精神性把握的深度，也向读者昭示出具有多重素质的冯远严谨、精微的一面。或许正因为白描形式更贴近大众、也贴近中国的审美传统，而且又因这线条富有节律的疏密组合及线条自身的质，使这两件白描历史人物画被业内外广泛认同，甚至于堪称为中国当代白描艺术的经典。
已如前述，《冯远》画册已经展示了作为历史画画家的他多样的艺术风采，和以主题、精神与形式、语汇互动的艺术追求，有意味的是，画册同时录入了冯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表现性和抽象性笔、墨、色的相对独立的探索。依作品创作年代，1985年有表现性的童趣与人体，1986年有《抽象水墨——文字系列》，1987年有《蓝色系列》，1989年有《水墨戏剧脸谱》，1991年有《灵、瑞、谶》水墨之作，1998年有《水墨抽象》……这是些抽象与意象水墨、色彩的实验，是以现代性语汇拓展中国画表现力的思考，它不拘于一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判断，却仍葆有某种激情或文化的内涵。它是前代画家不可能触及到的一些新鲜语言和构成，这也正是当代中青年画家与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相遇亦由此进行中国画现代性探索的轨迹。按冯远自己的说法，也可以视为“并非背着的选择”，因为这些作品即可独立地看作中国画与西方现代主义破例的一种新创，也是化入写实艺术或者说赋予古老的中国绘画以现代构成因素的现代性学养的积累。
1999年，冯远调入北京，相继担任了数项文化官员要职，他却仍然以艺术家的身份待人处事，谦逊地让人直呼其名，艺术上则由历史画和现代水墨实验转入当代现实人物画创作，这对于他来讲是人生旅途和艺术旅途的重大转折。当然，这种转折并非突兀，他此前积有大量现实生活的速写和水墨人物画习作；1994年已有《“我要读书”》五联画，对贫困地区农村孩子的现状和求学渴望作出动人心魄的真实描绘；况此前他对历史的关注无疑也是他对现实关注的折射，甚而是为了现实的人而描绘历史的人，对历史、现实、人生和对国家、民族的关注是一位以人为对象的艺术家原本一致课题。
2000年，冯远推出《都市系列》十联画，描绘了都市一族十位男女的动态，又于空白处以草书挥洒了与人物并非直接相关的十篇古代诗词，给人留下的是思味和想象。2002年，他以黑底衬出16位男性人物头像，创作了《虚拟都市病症系列》四联画，而且在题识中开列出诸如“骄宠、贪婪、伪善、浮躁、势利、奸诈……”等数种病目，它类似于漫像而不无夸张，其主旨则是对城市一族人性与首先丑恶一面的揭露与批判。与这种直面人性的批判意识截然相反的是，他在《苍生·藏人组画系列》（2001年），《圣山远眺》（2004年）及《远山·哈拉屯的父老乡亲》（2006年）组画中，以平视甚至仰视的角度更多地寄予了生命的关切、人性的关怀，尤其是对藏胞壮士硕其体、朴厚其质和理想信念的敬仰与称颂。并非特指某人的类肖像③和群像并置是这批新作的共同手法，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关爱、品味是这位当代人物画家在公务之余不能忘怀的共同主题。他不再附有文字的符号，更倾向于以人物形象自身彰显人物画的内涵与魅力，他也以并非传统意义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和在写实中寓有写意性的语汇形成了新的冯远风格。
由以上冯远历史画、现实人物画、意象与抽象水墨画的简单扫描，为当代人物画史提供了一个颇为典型的个案，看到了一位深切关注人类历史、民族命运、人生状况的当代画家的成长历程，也看到了他在世界现代文化背景下灵活吞吐古今中外艺术元素为我所用的艺术心态。当市场上关注他那些驾轻就熟的满足收藏爱好者的古今仕女画的时候，不要忘记他的历史与现实题材人物画创作显示的是一个更加真实和本质的冯远。
笔者认为，人物画是造型艺术的人学，无论是历史中的人、现实中的人，当他们转换为艺术中的人时，负载的是作为主体的艺术家对人的社会关系及其人体性心灵的探究，有对人性恶的直面与批判，也有对人的大悲悯与大关爱，对仁者爱人、人为万物之灵、人应该是人的理想的期冀，同时也负载着对如何塑造人物、如何使中国人物画实现古今观念与形式转换的使命，此即冯远所探讨的“‘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④这一宏大课题。
冯远仿佛自研究生毕业后即同时显示了他作为公务员的管理才能，艺术教育岗位、文化艺术管理与领导岗位占去他大量的精力，他甚至于一场戏剧要看多场而实际上没有多少业余时间，至今他在中国文联的办公室里也没有画案，却一步一个脚印地产生了如此多有价值的作品，其背后的底蕴丰厚与精力弥满、勤奋劳作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领导岗位上所具有的宏观思维和把控能力对于艺术的助益，对于人物画家研究人性的助益也是寂寞于世的画家难以体会到的。得乎，失乎，谁也说不清。艺术界期望一个好内行来领导内行，社会则期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和好画家，这自身就是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艺术矛盾而互补的复杂课题。也许正如毛泽东若不在其位，必无此雄才大略和寥廓胸襟，也绝无其书格与诗格那样，格不在数而在质。由此也期望冯远如其所提倡的那样，在其艺术创作盛期着力“追求经典”，进一步以更深邃的人文关怀和更高质量的笔墨语汇集中深入于这造型的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