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绍武:我所认识的熊秉明先生

时间:2009-06-15 11:30:18 | 来源:艺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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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到秉明先生就不知有多少问题要向他请教。有关文学诗歌的,有关雕塑、绘画的,有关中西哲理的,乃至书法理论的等等。特别是中西文化的异同,古今嬗变之原委。我总觉得只有秉明先生才能溯源析流,梳理的有条不紊,阐释的头头是道。他不摆架子,也不故作谦虚,只是平平实实娓娓而谈,非但穷理析奥,而且妙趣横生。对我而言,则虽无“棒喝”之威,却收“顿悟”之功。可惜我的运气不大好,每次见面总是匆促慌忙。好不容易,这次约我们在巴黎小住,却又因法国签证拖延,我们到法国时,他与夫人已回国办事。等他们回法,我们又要回京了。在他家只待了半天。但是这半天却十分重要,主要是看到了秉明先生的诸多原作。这些作品以前也零散见过,但印刷和实物,特别是和雕塑原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看到了他的“牛”,他的几个不同阶段工作的牛,真的令我震撼!我看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哀伤,它已遍体鳞伤,它已一蹶不振,它在泥泞中蹒跚、挣扎,它忍受着屈辱,它承担着重负,我似乎听到它喘息的低吼,它千疮百孔,体无完肤,它几乎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但它还是自立于天地之间,破碎的形体中有股生气在支撑着,支离散落中透出坚如钢铁的筋骨。在这个雕塑前面,我不仅感觉到个人的悲哀,而且不得不想到我们多难的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轨迹。是的,也可以从时髦一点的角度来欣赏,在这里,可说秉明先生发掘了一种材质之美。并拓了某种新的审美领域。可是,我不想把秉明先生和这种动机连在一起。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秉明先生之前还从未有人能从干裂破碎的泥壤中看出哀伤和愤怒来,看出衰颓和抗争来。于是,我又得到一点启发和领悟,西方作家往往有兴趣客观世界作自然科学式的分析,比如他往往以发掘各种材质之美为已任,并且满足于对某种材质之美的认识和欣赏。而东方作家却从材质之中看到“情”。看到万事物莫不有“情”,看到某种材质就产生某种“情”,当然这里既有“移情”因素,也有“异质同构”因素,但对艺术家来说决不是要去分析“情”的科学构成。对他,重要的是这种材质已引起了什么“情”。凭着他的高度敏感,就运用这种材质来达意传情。而去发现、挖掘一种新的材质美,也只是用来传达自己某种新的体会、新的感情的手段而已。“情”才是东方作家的创作源泉和根本动力,也是他艺术的唯一依据和最终目的。而“情”的产生当然离不开作者自己的生活。但这是一个大实话,谁也离不开生活,想离开都不可能,甚至连做梦也离不开。我强调的是生活中的真势动情。“牛”是用了这样的“材质”表达了这样的“情”。而体现同样的原则,我看到了秉明先生为北京大学所做的鲁迅先生像。这回,他是用了不锈钢板的切割和拼接。自有一种冷峻刚劲之气扑面而来。

我又见到了他的“母亲像”,那是另一类型的杰作,又是深情的锻铸。我觉得他似乎在爱抚老人脸上的每一条皱纹,它们记录着多少焦虑、多少艰辛。要知道他是出国四十多年的游子啊!抗日胜利或许是让人生出不少幻觉的恨,那时他出了国,接着是三年内战加上解放后的阶级斗争形势,恐怕连通信都不大容易了。幸亏伯母高寿。让他前几年得以完成宿愿,真是谢天谢地。说起他浓重的乡愁,我想起了他那些剪纸、窗花似的版画插图。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接着他添加了复句:“……明月光,明月光……地上霜,地上霜……”。插图是黑白两大块,简的不能再简,窗外漆黑,高悬一钩明月,窗里雪白、斜躺一方月光。这正是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不隔”之境啊!李白以后,中国许多大画家竟没有一人能够“拈而出之”。好画不分大小。这些画虽然只有豆腐干大,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我认为可以和罗浮宫的杰作相媲美,而毫不逊色,罗浮宫大量的二、三流作品则还远远不如。这样的插图在秉明先生的作品中,大约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了。可说张张都好,真切动人,感人肺腑。那一片阳光的场院边上。野草丛里有个“叫蝈蝈”。那一面镜子,镜子里姑娘正在梳妆,镜边上有一把旧式剪子,那时代,那氛围,真是呼之欲出。使人关心她的命运。好像秉明先生说过:那是他的“妹妹”(还是姐姐)在临嫁之前,而结局是不幸的。还有乱跳乱跑的“放风筝”,还有一幅刻画得木头木脑的“婚礼”。新郎、新娘似乎只是个架子,只是个符号,如此“正规”而“空虚”。大概表达了他的不满和抗议吧。还有许许多多好画,都匠心独运,妙不可言。我常把这些画和金冬心的精品一起拿来给学生讲创作原则,以此来说明:什么叫“意境”,什么是“咀嚼自己的灵魂”。为什么鲁迅先生提出十六字诀是中国式创作方法的诀窍,这十六字是“静观默察,烂熟於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秉明先生的老家,云南筇竹寺有付对联。是道光年间的大雕塑家(筇竹寺五百罗汉的作者)所撰写的,上联是“两手把大地淄泥,捏扁搓圆,洒向空中,全无色相”。下联是:“一口将先天祖气,咀来嚼去,吞在肚里,放出光明。”我认为,秉明先生的作品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咀来嚼去吞在肚里放出光明的好例。这才是“心画”。这才是中国“写意”传统的发扬。这是“文人画”在最好意义上的体现。当然,这种直接诉之于内心的创作方法也并不限於中国文人画,世界上真正的创作,大都是这样创作的,已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却没有多少人提倡。我以为很少有震撼人心的作品问世,恐怕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和秉明先生都是书法爱好者,秉明先生写了中国书法源流考(大意)。我是在香港出版的《书谱》杂志上读到的,大概连续刊载了七期。我反覆读了好几遍,中国的书论,浩如烟海。因为书法家多为文人,写点书法方面的心得体会,直如小菜一碟。因此深浅、长短、通达、迂腐就纷然杂呈,莫衷一是,也惟其如此,中国的“美学”文献虽然极少,但在“书论”中却是披沙简金,往往见宝。秉明先生的书论正是这样。他在这里做了一件大事。他从哲学的高度梳理,中国书法演变的各家各派。中国人有“屎中觅道”的传统,不论打拳行医,植树、裁花都提到哲学高度。这种习惯传到日本去,就成为柔道、茶道、花道、书道等等。

因此把书法提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却也不算稀奇。但秉明先生是把书法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加以考察,把各家各派的思想根源,它们的哲学体系一一加以剖析,这却是两千多年以来,未曾有人做过的事,而且正因为他抓住书体的精神本质,所以他能把零乱纷繁的现象分析归纳的一清二楚。使人豁然开朗,心悦诚服。从此知道了书法艺术的真正价值和发展书法艺术的根本途径。这事欧洲人当然做不到,日本人照例是可以做到的,但因为本人的孤陋寡闻,却至今未听到类似的见解。而中国人自己则应该早就做到的,但事实上却从三皇五帝到而今,就是没人有过这样立论,这样分析的实践。惟独秉明先生“填补了这个空白”。原因却极为简单,只是因为秉明先生原就是哲学家,他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的。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一切,正是秉明先生的“本行”。但是这种机缘凑合,实在也是千载难逢的。总之秉明先生的艺术(包括他的理论)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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