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水墨画变革的世纪。

在本世纪的前四百年中，作为国粹之一的中国水墨画，基本上是文人画家对现实人生抱淡漠态度，寄托精神超然、逍遥出世的产物。为了满足这样一种功能，中国水墨画逐渐成为中国文人画家寄情笔墨趣味与游戏自得的超脱工具，由此形成的笔墨规范和审美标准大致体现了超现实的精神寄托和与世无争的心境。这种境况，似乎并未开启而是关闭了中国水墨画力求发展的通道。而且，不是在沟通而是隔绝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刘国松对中国水墨画的变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他极力反对元明清以来一味模仿的中国水墨画画风；另一方面他极力引进20世纪中叶的抽象表现主义，最终以“中西合壁”的宋人山水图式与抽象符号融合的改革方案，填补了水墨画革新的一项空白，成为超出台湾本土而具有国际意义的代表性画家。

刘国松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他把中国水墨画推向新的高峰，而在于他推动了中国水墨画的换型和艺术语言的转换，在艺术图式上确立了新的格式规范。在20世纪中国水墨画的探索中，如果说前有林风眠借鉴民间艺术和西方立体主义为代表的造型方案，有徐悲鸿以西方写实造型为代表的结构方案。那么，继后则是赵无极和刘国松立足抽象形态的墨迹与符号方案。这三类主要模式的变革，毫不留情地把传统水墨画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中，为中国水墨画的革新提供了新的方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刘国松的第一个功绩，是在50年代中期发起成立“五月画会”，运用群体的力量，推动中国水墨画从古典艺术形态转变为现代艺术形态，开辟了台湾艺术的新天地。

其次，在中国水墨画变革的历程中，不断遭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刘国松准确把握了“中西合壁”的艺术方位，使他成为一个超地域性的国际画家。他个人的艺术探索构成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切卓有成就的艺术家，都要在艺术上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必不可少的战术准备。在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强悍的冲击和“国粹”保守势力的冲突中，刘国松既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也执著地追求他的理性目标。他善于在文化冲突中把传统与现代衔接起来，把东方与西方综合起来，从纵与横两个方面进行突破。具体表现在他以西方抽象符号为背景，大胆融合宋人山水图式，将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与东方“天人合一”的博大精神相融合，逐渐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艺术语言方式，准确切入到世界文化背景中，成为中国水墨画变革的主要参照之一而赢得国际性的认可。

再次，刘国松开辟的新天地是极富想象力和原创性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一贯主张的“首先要画得与别人不一样，进而要画得比别人好。”而且也表现在他突破了以往的观察思维方式和艺术处理方式。艺术家的最高品格是独树一帜的创造意识，是无穷无尽的反复实验。

在刘国松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发掘艺术媒材的表现潜力，不断尝试媒材效果的种种可能性，从而创造了一整套技法。于是，他的“纸筋法”、“拓墨法”，以及“裱贴”、“喷洒”、“渗墨”法等构成了极为特殊的肌理效果，为艺术语言的转换提供了新的范例。如果说，刘国松的表现技法和肌理效果，一时还不为偏爱东方笔墨情趣的人理解，那么它在西方却另有一番美誉。[美]著名美术史教授苏立文评价：“刘国松运用裱贴、由纸的背面画，或画后撕去画面上最粗大的纸筋，创造出一种变化多端而更统一的美好风格”。[美]著名艺评家肯乃德说道：“他那种蘸满墨与颜色扫帚似的笔，使整张画纸充满着活力。”世间一切原创性的东西都是古未有之，也许这些评论会改变一些人对特殊技法的看法，甚至会影响我们观画时的思维方式。

刘国松以他特有的艺术方式，已经得到美术界愈来愈多的关注，并且成为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