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0日至28日，袁运甫带着上世纪50年代至今创作的水粉、彩墨等近90件作品，在南通中心美术馆为家乡父老送上了一道视觉美宴。此次画展也是袁运甫16岁离开南通60年后首次返乡举行个人作品展。袁运甫说，“我是怀着无限的敬畏之心，静候家乡人民的批评和教诲。”

　　在通期间，袁运甫百忙之中接受采访，就美术人才培养、工艺美术发展以及公共文化艺术等方面，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拳拳爱乡之情溢于言表。

南通有美术基础教育

　　记者：自从16岁离开家乡，赴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读，这是您在家乡南通首次举办个人作品展。在开幕式上，您动情地说，这次画展是为了感恩！能让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吗？

　　袁运甫：南通滨江临海，是中国近代注重教育和城镇建设的城市，最早散发着现代文化的气息。在家乡，我受到了美术的启蒙和专业教育。

　　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启蒙教育非常重要。当然，随着年龄增长，还要有专业的教育，决定你以什么样的技能来服务社会。我觉得，在这两个教育领域，南通都非常有成就。

　　从启蒙教育到基础教育，就是从小学到中学这个阶段。这个时期是一个人对自己有认识、开始形成目标理想的重要过程。那时，南通的基础教育有一批非常杰的出中小学老师。我读小学到中学的美术课老师刘子美、顾云王敖先生都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专业的。启蒙初始，我就能接受到十分正规的美术训练，这是十分幸运的。

　　上世纪80年代初，被誉为“世界杰出艺术家代表”的赵无极先生，到我院参观。他拿来一包东西，郑重地托我带给他早年在南通读小学和中学时的美术老师。他说，“袁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启蒙恩师——南通刘子美先生。”刘子美先生执教有方，桃李葱茏，确实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美术青年。

　　赵先生从小生长在南通，他父亲是南通一家银行的行长，她妹妹就出生在南通。他当时很激动地跟我说，“没有他（注：指刘子美），就没有我，我就不会学美术。” 他说这些话，是十分认真的，是充满感激地由衷而发，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谈。通过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足可见，在南通所受的教育，对他的影响之深。他当时还跟我谈起了受到刘子美先生教育的整个过程。

　　这一段历史，我始终没有机会和南通的朋友们交待清楚。作为一个国际公认的、当代世界最著名艺术家，这是赵无极先生对南通的情谊，他的尊师，他对幼儿教育、中学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回顾，也可以说是对南通教育的评价。

　　我个人觉得，我们要充分肯定，要感谢南通基础教育的一些杰出的优秀教师，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得到国际评价的。

　　反过来讲，我很关心今天的南通中小学美术教育。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我还没有看到有杰出人才的表现。也许，我可能没有机会去更多地了解。

画家关键要有思想能力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对母校南通中学始终怀有特殊的情愫，在科学楼的大厅里就挂着一幅您创作的大型壁画，说说您当初创作这幅作品的想法吧？

　　袁运甫：南通中学是南通杰出的代表。我曾经和通中的很多美术爱好者进行座谈。通中校庆的时候，我受校长的委托，为母校画一幅纪念作品。

　　这幅纪念作品，我就把它画成一幅壁画，作为百年历史的回顾。我当时就想，这幅作品放到学校，如果对年轻的学子产生一些影响，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回顾南通中学100年的历史，最使我感到震动的是，建校时候的那个钟，上课就发出号令，就像是指挥教育系统的灵魂。100年以来，在同一个声音的指挥下，通中的教学秩序，那么讲究，非常有规范，这里有很深远的历史可以想象。所以，我把这个钟作为画面的中心灵魂。

　　我当时想，南通中学最值得我们怀念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各行各业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有高能物理、数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也有走在革命前列的杰出代表。在画面里，我就分别用各个学科的标志性符号，以及散发传单这一动态形式来表现。

　　散发传单的钱素凡先生，是我小姑的丈夫，我非常了解他。他就牺牲在追求革命的奋斗历程中。

　　一百年，有许多值得回顾的东西，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我们要有具体的人和景深的写生能力，又要有对历史回顾的综合认识的组织能力，或者说，是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可能在艺术创作或者科学研究、艺术研究领域，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些都是中学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

　　当代美术教育中有很大的盲区，光谈画画，画是怎么画成的。我们较多地关注技术能力的表现而忽视了思想能力的展示，一个画家不是画得好，有写生能力，就能成功，关键有思维、思想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在生活中的浮光掠影，常常不能真正打动心扉，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以体现在审美发现中的判断能力。这就决定于艺术家个人的修养、阅历。

　　我很希望这幅壁画，在创作思路上，能给同学们一些启发。

“粪筐画派”是斗争手段

　　记者：过去，我们熟知您，主要是通过您的许多大型公共艺术作品。这次您又给我们带来了一批水粉、彩墨作品。特别是当年您下放到农村时画的一些水粉写生作品，这是不是一种有意的选择？

　　袁运甫：我是1970年下放到石家庄附近的李村干校。刚到干校，指导员给大家训话，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来画画的，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要好好种地。”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剥夺了绘画的权利。

　　可是当时，我和吴冠中先生还算有反抗精神的，我们没有完全听从“指挥官”的话。“你们放下画笔，你们没有资格画画。”这种话是很荒唐的。

　　不让画画，就偷偷画。我们每天在粪筐里放上画具、颜料，清晨背着背篓做出出门拾粪的样子偷偷离开，其实是去写生，用粪筐做画架。因此得名为“粪筐画派”。

　　很多人都理解错了。以为“粪筐画派”是开玩笑，不是的，这是一种斗争手段。只有对革命文艺忠诚的人，才可以在非常态的状态下，背着粪筐，到生产第一线去写生、画画。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很痛苦的历史回顾。“四人帮”时期，整个社会是完全非常态，合法变非法、非法变合法，很可怜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然而，那却是我们画得最多的时期。吴冠中先生当时还有病，背着重的东西，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们反而利用这个机会，真正到生活里去了，真正去表现工农大众了，反而得到了更大的收获。革命需要一种坚毅、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艺术创作同样非常需要。

　　去年6月，国家大剧院举办了我的个人画展，展出了我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一批绘画作品，3个月时间有30万观众前来参观，这个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想想，那一段历史也是可歌可泣的，我们在“非法”情况下画了那么多东西，它恰恰又是歌颂我们社会的，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南通是长江百日写生第一站

　　记者：画展中，南大街、濠河、狼山的画面，让人看了既熟悉又陌生。许多市民站在这些画前驻足观望，感到很亲切，能说说当年沿长江写生的情况吗？

　　袁运甫：老家南通，是《长江百日写生行》的第一站。1973年，在北京饭店创作大堂壁画《长江万里图》，我画好初稿，其气势磅礴的效果得到了大家的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