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柯办公室里有一幅漫画，上面写的也是太合麦田的口号：“为人民的娱乐服务。”
在很多人眼里，宋柯既是个有商业头脑的生意人，也是个过于理想化的偏执狂。因为早在十年前，大部分曾以制作唱片为主体的音乐公司，都早已见风转舵，把公司的经营主线转移到艺人经纪和商演的领域。但宋柯却始终坚持原则，不断摸索新模式，必须要在音乐版权这一块获得合理的创收。这也使得他旗下的“太合麦田”最终成为行业中最具开创性的一家公司。
从1996年入行，至今年年初离职，宋柯足足用了15年时间去琢磨中国音乐行业的版权问题，同时，他也花了15年去看清楚这行业真正的问题所在。无论是早期传统唱片还有市场的年代，还是后来数字音乐崛起的时代，他都能找到靠版权赚钱的模式，只是这些模式都不太健全。
此前，宋柯做采访聊音乐，常常是坐在“太麦”的办公室里，满墙的唱片和海报，衬托着他当时的身份，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总。如今，宋柯却坐在他新开业的烤鸭店包房里接受着南都记者采访，虽然聊的依然还是音乐，以及跟音乐行业相关的事情———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他已经不再是唱片公司的负责人，而是一家烤鸭店的老板。
传统唱片领域
传统唱片大势已去，成功起步的“麦田”随即转型
不吐不快
“当时整个商业系统的诚信很差，发行商瞒报销售数字，跟现在电影瞒报票房是一样的。而当你不能得到真实的销售数字时，唱片公司本身的市场导向就会有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内地流行音乐制品的推出，一直是延续着音像出版社编辑制的模式。直到1992年，香港的“大地唱片”公司在北京挂牌，包装了艾敬、老狼等一批歌手，内地流行乐坛才进入所谓的唱片公司包装制时代，并在1994年达到一个小巅峰。
但这所谓的巅峰期没持续多久。1996年，当时包括“大地”在内的大多数唱片公司，纷纷由于资金链的断裂而倒闭。原因是做唱片挣不到钱，至于为什么挣不到钱，人们把根源归结在盗版问题上。
宋柯就是这时进入唱片业。当时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做了一段时间珠宝生意，在好友高晓松的怂恿下创办“麦田音乐”，那是1996年的事。当时，宋柯对这行业的未来看得不太清楚。用他的话说，入行一是因为理想，二是在这圈子里认识的人比较多。“我在出国前就认识很多音乐人，譬如张楚、黄小茂他们，回来后又认识了高晓松、郑钧、老狼这些人，基本上大家都在一个圈子，感觉这一行你有熟人，心就自然会踏实些。”
但宋柯是个生意人，做任何决定都必定盘算过利弊，所以在正式成立“麦田”前，高晓松带着宋柯去上海几个大的发行公司转了一圈，让他对这门生意基本上有了了解。考察完毕后，宋柯得出结论———虽然盗版侵蚀很厉害，但如果有好的内容，并且制作、批发、零售体系的利益分配合理，还是可以挣钱：“其实当时也很明白，即使能赚，也肯定赚得不多，但那时候的整个大环境还算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就觉得这行还可以做。”
之后，“麦田”的成功起步，证实宋柯对当时唱片行业的评估是正确的。1996年公司成立初推出的首张唱片是高晓松的作品集《青春无悔》，成本20多万，回收约50万。之后签下的朴树、叶蓓和尹吾三位歌手也相当成功。单是朴树的首张专辑，在内地就卖了65万张。
宋柯用高品质的音乐在传统唱片还能卖钱的那几年里挖到第一桶金。虽然因经营不善，公司总体还是亏本，但让“麦田”这个品牌在中国流行乐坛上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直到2000年伊始，互联网迅速崛起，传统唱片的时代大势已去，麦田也随即转型。
弊端1
销售量模糊
内地唱片发行，没有严格按销售数字分版税
回忆当年，宋柯甚为感慨，“如果你品质够好，不管是新人还是已成名歌手，发行商起码能保障你不赔钱。”但宋柯也强调，那时最大问题在发行上，“内地唱片行业，从诞生开始就没有过真实的销量数字，唱片公司和发行商之间是断裂的。我们闷头在做，他们也闷头在卖。”
传统唱片时期，唱片公司和发行商之间最普遍的交易方式是“保底”，就是发行商给唱片公司一个可观的、起码保证不赔本的价钱，把唱片“买断”，之后唱片实际上能卖多少，基本就跟唱片公司或歌手没太大关系。唱片公司从一张唱片上获得的收益，根本就不是从实际销量中获得版权费而来的。“当时整个商业系统的诚信很差，发行商瞒报销售数字，跟现在电影瞒报票房是一样的。而当你不能得到真实的销售数字时，唱片公司本身的市场导向就会有问题，你不知道在哪里卖得好，哪里卖得不好，所以我们的宣传跟实际唱片需求是脱节的。”
宋柯认为，真正好的商业体系，应该是下游(发行商)的数字反馈回来，上游(唱片公司)再去做一些调整，包括下一张的内容，也会有些数据做参考。“当时就是保底的形式，唱片公司拿到这笔钱就会觉得，反正不亏钱了嘛，甚至还可以赚点。大家就觉得没有动力去做。”
弊端2
零售价过高
发行商死守高价不降，导致盗版市场迅速膨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内地唱片业正处于卡带和CD两个载体的转换期，而盗版也正因为CD的诞生才壮大起来。当年一张原版CD，普遍要卖100元以上，而盗版CD刚出现时，也就15元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盗版越发猖狂的根本原因。在这问题上，宋柯也道出了当时唱片业中的一些内幕。
“那时我刚从美国回来，反差感特别强烈。譬如在美国，原版卡带是10美元一盘，国内卖10元人民币，这个比例比较正常。但后来CD出来了，美国的普遍售价是15美元，比卡带贵不了多少，这就很容易把听众往购买CD的方面去引导。但在国内，CD要卖100元人民币一张，甚至更贵，这谁愿意买呀？”
宋柯说，当时CD之所以卖那么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刚开始时，CD的制作成本比较高，把价钱抬起来了。当CD普及后，制作成本降到很低，发行商却始终不愿意把零售价降下来，一意孤行守着高价位。“另一方面，还跟海外版权有关系。当时港台唱片引进到内地，港台唱片公司给内地发行商定了一个很高的版权价，目的就是要把唱片零售价抬到跟港台地区一样，譬如香港的CD平均也是卖100元左右，如果内地卖四五十元甚至更低，他们就担心会回流。”
当时，宋柯曾跟上海三大发行商提过建议，希望把卡带的售价提到15元，CD则降至20元左右。但最终还是因为一己之力过于薄弱没能实现，“到了2000年以后，CD的售价就被迫降下来了，不少内地唱片都买二三十元左右，但那时盗版已经深入民心，而且盗版最后卖到5元一张了，怎么竞争！”
彩铃业务领域
运营商的利润分成模式，先看到春天，然后还是失望
不吐不快
“279亿元的无线音乐收入当中，唱片业只得到5亿元———整个唱片行业来分这5亿，这算什么？基本上就是施舍，给你赏口饭吃而已。”
针对中国的唱片业体系的状况，宋柯曾提出一个“40%”的概念，他认为，就内容方而言，包括电影、电视，从商业体系中得到的收益比例，如果达不到40%的话，这个行业一定是不健康的。“而内地的唱片业，即使是当年环境最好的时候，也从来没高过15%。”
所以，在宋柯看来，早在传统唱片时代，内容方(唱片公司)就已经处于一个受压榨的劣势。他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传统唱片体系已经算高的了，大概能达到8%到12%，就是卖一盒10块钱的卡带，唱片公司能拿走8毛到1元，零售商大概赚1.5元，而中间的那块利润，就是发行商的。“也就是说，上游的制作方和下游的零售方所占的利益分配比例较低，中间的批发方占了大部分利润。”
关于这个分配比例的问题，宋柯在各种会议上呼吁了有七八年，但没有任何效果。直到2003年，当彩铃出现的时候，宋柯发现，这个利益分配方式比较符合他理想中的模式，所以他最早、也最快转入到彩铃领域。
彩铃的利益分配方式是“15：42.5：42.5”，就是当时合作的电信运营商拿15%，SP(增值业务提供商)拿42.5%，最后到唱片公司手里的利润还能拿42.5%。这看上去是一个很高的利润比例。后来，宋柯更把SP踢出局，直接和运营商五五分成。当时他乐观地认为，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游戏规则玩下去，中国的音乐行业从传统转向数字还是有一定生存空间的。
于是，2004年，宋柯与认可其思路的太合传媒合作，组建了“太合麦田”(简称“太麦”)。同年，在刀郎如日中天之时，“太麦”买下他几部作品在无线通信和互联网领域的版权，随之而来的几千万次的累计下载，给他带来了2000多万元的收入。
弊端1
分配不公平
拿出来五五分账的，只是利润中的极少一部分
原以为数字时代的来临，会给音乐行业的命运带来革命性的转机，但最后结果依然和宋柯想象的不一样。譬如刀郎的彩铃版权，如果按42.5%分成的话，“太麦”能从他的歌中赚得1亿元。但实际上，SP会用各种理由隐瞒数字，最后，内容方的利润又被挤回到不足10%的空间去了，宋柯只得到了2000万元。后来，SP被踢出局，唱片公司和电信运营商五五分账，但结果也并没有任何改善，“比例是对的，但到底哪块收入能算入这个比例，不是我们定的，而是电信运营商定的。最后，我们实际得到的收入依然不成比例。”
事实上，电信运营商与内容商在收入分成上，只有少部分属于可以五五分账的。“以去年中国无线音乐的收入为例，公布的数字是279亿元，其中180亿是功能费，电信运营商不承认这属于无线音乐收入，但没有音乐它也不会创造这个收入。还有一部分无线音乐会员费，一年有大约60亿的收入，也没有列入分成里面。还有，电信运营商推出的音铃包，搞一个包月，包月费内容商一分钱没有，只有一点版权费。最终，通过各种名义版权异化之后，这279亿元的无线音乐收入当中，唱片业只得到5亿元，差不多又回到2%的比例。宋柯说：”整个唱片行业来分这5亿，这算什么？基本上就是施舍，给你赏口饭吃而已。“
弊端2
行业不团结
无数次呼吁成立行业联盟，但大家并不齐心
宋柯认为，要改变音乐内容商艰难处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联合起来，成立行业联盟。事实上，早在六年前，宋柯便开始做这样的尝试，呼吁成立一个联盟，先把版权集中到一起，一致对外争取到一个比较高的内容分成比例。“我无数次在同行会议上说，我们只干一件事，把这个比例提高。把这个比例提高了，再聊咱们自己打架的事。咱们的蛋糕被人切得就剩2%了，20多家公司一年就分这5亿元，还你争我夺的，这个偷偷跑去献媚，那个偷偷去妥协，有意思吗？但是就这也没人听。”
这事儿最终没办成。对于其中的原因，宋柯不愿细说，“可能是自己的影响力不够，而且大家并不齐心。”但宋柯直言：“国内音乐业落到今天的境地，我也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活该！”
网络音乐领域
互联网不懂靠音乐赚钱，只知道不停地FREE给用户
不吐不快
“音乐行业缺乏主导话语权，无法设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只能任人宰割。”
回顾这些年在无线音乐上的遭遇，有一个问题是宋柯要强调的，就是必须把运营商和互联网区别开来，譬如“中国移动”作为运营商，从一开始做彩铃时，他们就已经具备很强的版权意识。“我从一开始去跟移动谈，就知道他们是认可版权方的。比如五五分账，虽然最终哪一块利润可以按这个比例分，还是移动说了算，但只要涉及到版权，它一定是按这比例来分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钦佩移动。”
谈到互联网这领域，则是另一回事。宋柯说，几乎所有网站都不会去思考版权的事，他们先天就认为，“我偷你们资源是合理的，互联网是天之骄子，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不需要尊重你们的规则。”
“互联网不真正投钱去做音乐，也不想办法让音乐帮他们赚钱。直到今天，我觉得互联网公司都没想明白怎么靠音乐赚钱，只知道不停地FR E E给用户，养成用户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我看电影是可以花钱，但我听音乐是不用花钱的，这种恶习是互联网公司给惯出来的。”
十几年来，宋柯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在摸索音乐行业各种新模式的同时，也坚信迟早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当他面对互联网这个不讲规矩的庞然大物时，宋柯也无计可施，开始心灰意冷。于是，今年初他终于做出决定，辞退了“太合麦田”董事长的职位，转去经营烤鸭店了。
宋柯说，他开烤鸭店只是做一份实业，并不代表离开音乐行业。今年2月底，一个名叫“唱片工业委员会”的、真正的内容商联盟成立，挂靠在中国音像协会下面，宋柯被推选出任常务副理事长。他说：“虽然我已退下来，但还是会多跑一些和行业有关的事情。这个事儿我跑得比较多，当然，就是免费打工。”
看得出来，宋柯对这个协会期望颇高，他认为协会的作用，就是联动、督促这个行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会向有关主管单位去反映一些状况。“现在我觉得唱工委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当然我们也需要联合其他协会，比如音乐家协会，跟音乐家合作；互联网协会，去探讨怎么跟互联网获得双赢。”
弊端1
科技的倒退
从CD回到MP3，商业复制和传播越来越便利
音乐行业的衰落，宋柯认为跟这个领域的技术更新问题也有关。游戏从单机到网游，电视从普通到高清甚至到3D，电影从普通到IM A X……从音响到视觉，不停地用技术获得产品的更新，让盗版跟不上。而音乐却在倒退，从CD回到了M P3，M P3变成了甚至唱片公司都能接受的格式。虽然，M P3的音质问题迟早会解决，甚至会出现比CD格式更优质的无线音频。但问题在于，无论是M P3还是任何数字音频，始终无法解决容易复制的弊病，给盗版造就了更大空间。这就是音乐跟电影、电视、游戏等其他领域，在科技上背道而驰的一个趋势。
其实在传统唱片时代，唱片业为了控制可怕的商业复制和传播，采取过很多办法，比如推迟生产双卡录音机，生产空白录音带的厂家，每生产一盘磁带都要向唱片行业支付一笔版税，用来弥补因为复制传播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即使到了CD时代，最初也一直没有推广可刻录CD的设备，毕竟飞利浦和索尼这样的公司既是上游企业也是内容企业。但自从互联网时代来临后，这一切都无法控制了。”
弊端2
缺乏话语权
音乐行业无法设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
为什么流行音乐这行业在进入商业化时代后，始终无法形成健康的商业体系？宋柯认为，这也跟中国人对音乐不重视有关，公众对于这个国家有没有音乐其实是无所谓的，所以也就谈不上尊重音乐，也就无从去谈版权保护。在这方面，宋柯还提到了另一个40%的问题，“制作商、内容商在唱片领域，实际是最分散的，比电影、电视剧、游戏行业分散得多。在这个领域最大的企业，把‘四大’算上，在华语音乐都占不到20%。最大的一家可能也就占18%。”这意味着，音乐行业缺乏主导话语权，无法设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只能任人宰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