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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种力量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假行僧》
后来很多对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描述文字共同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崔健凭借当晚的《一无所有》一战成名。但李皖清楚地记得，即使盒带发行之后，大街上更流行的其实是另一位歌手武夫翻唱的《一无所有》。
“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他的歌曲带着西北的民歌味儿，他的发音带着农民的口音。你要说他是个地道的首都青年，打死也没人相信——首都青年哪这土呢！”李皖初听崔健时的感受，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崔健的第一印象。他这样描述崔健的嗓音：很憋，很高，很刺激，很难听，但是又很吸引你。
“他的乐感非常好。”沈大庆说。1984年，崔健参加的第一支乐队名为“七合板”，沈大庆是成员之一。在一次外地演出结束以后，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崔健抱着吉他，唱了一首电影《人证》中的《草帽歌》，当时就有人听哭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崔健的现场，就会喜欢上他的演唱。”
1986年年底，由巴金担任顾问的北大文学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杨炼、芒克、朱大可等知名诗人和学者聚集北大。时近隆冬，却难掩人心思潮万物生长。诗歌研讨和朗诵空前活跃，大讲堂文学评论的讲座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教室顶上有人只裹一床白布然后泼上油彩在搞名叫“视觉21”的行为艺术。崔健在艺术节的拼盘演出上亮相，曲目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不是我不明白》。
狂热喜爱崔健的北大学子随后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歌迷组织有四十人左右，他们后来追随崔健出现在大小演出的现场，北大分校学生梁钦宁是其中一员。当年他拿着爷爷梁漱溟所在单位中国文化书院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1987年首体演唱会的门票——当时一次购票4张以上必须出具介绍信。
那天崔健一登台，看台上占据两排的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因为离过道最近的都是外国留学生，迅速围过来的武警没有办法强制阻止，他们站着看完了崔健的演出。“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站着看演出的观众。”梁钦宁说。
这一幕从此在崔健的演出现场司空见惯。歌迷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使他在唱慢歌，你也很难坐着听完。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崔健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煽动性”。当时通行的登台顺序是按歌手的姓氏笔画排名，没有人愿意在崔健后面登台——因为没人有信心在他之后继续压住台。
1989年3月，随着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发行，崔健在北京展览馆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两年前他的演出门票也就七八毛钱，但那场演出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依然一票难求。”梁钦宁说。散场以后，现场的座椅被兴奋的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于是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可乐罐。
“我很难具体跟你描述现场听崔健是一种什么感觉，最准确的表达，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导演张元也是在大二那年第一次看到崔健的演出后就成为了他的歌迷。“后来我为什么跟他合作MV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在拍，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英雄。这样一个符号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问崔健当年离开北京交响乐团真正的原因，他说了两个字：劝退。
出走与被迫消失
若是为了爱情歌曲算个屁，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红先生》
“其实《一无所有》不算摇滚，它就是一首‘西北风’的情歌，但是后来被附会了太多的内容。”李皖说。
在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和学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无所有》和崔健很快进入文化圈的视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以后，“崔健现象”成为学界极其热衷的话题。“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惟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美学家高尔泰将崔健的摇滚推到空前的高度。
“有人给我数过，说《一无所有》里‘我’这个词出现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崔健后来解释，他的走红离不开“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复苏。
不过在李皖看来，在音乐中触及对“我”的表达，崔健并不算先行者。“80年代初的确听到的都是‘我们’，但港台音乐进来以后，‘我’作为主词就经常出现。实际上最早唱响小我的是邓丽君，她的歌全是在讲述个人的情感世界。”
在崔健成名的80年代后期，另一位台湾歌手的到来，也令文化圈十分兴奋。他就是齐秦。“‘狼’是齐秦带来的另一个‘我’的形象，他在歌中描绘的那种苍凉荒芜的景象，就是当时我们的价值观面对现状的一个缩影。”李皖解释说，“不过齐秦歌曲中的意象更具西方的现代性，一听就是城市中的荒凉和人群中的冷漠。但是崔健的作品，勾勒的时常是农业景象，一听就是红色中国出来的。他的那种力量，港台音乐的确无法企及。”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是总体上呈现的对困惑的思考。当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集体曾经共用的那种稳固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崔健作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思考。或者说，他成功地讲述了‘出走’的主题，始终表达的都是要背弃原来、寻找一种新的东西。新的在哪儿？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要去寻找。这种时代精神，高度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症候。放在所有艺术里，无论哲学、诗歌、文学，都堪称是典范。”李皖说。
与学者们饶有兴趣地凝视和解读不同，官方面对崔健却是如临大敌。1988年，“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规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于是他决定不带乐队，一个人抱着吉他就上台了。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崔健刚一开唱，现场一位领导马上一脸惊慌地冲到梁钦宁跟前：他唱的是什么？崔健一直吐词不清，这位领导把“红布”听成了“红旗”。“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临近结束时，崔健使劲摘下红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这首新歌就是《一块红布》。
再后来，崔健的演出要么很难拿到批文，要么毫无征兆地被无故取消。来自台湾的音乐人方无行最后一次在体育馆看崔健演出是在1992年的天津。“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看台上突然有人开始打架，场面变得很混乱。”匆匆收场以后，第二天的演出宣布取消。从这年年底开始，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崔健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
一个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崔健在一次大型的红歌演唱会上擅自删减演唱《南泥湾》，触怒了某领导。但此说时间上与崔健遭禁严重不符，因此不足为信。那时李皖早已大学毕业，供职于武汉的一家媒体，崔健在武汉的演出也在售票之后无故取消。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张来自官方的明确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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