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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赫尔佐格与“鸟巢”:随性而成的杰作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7-03-26 15:32:40 | 文章来源: 经济观察报 文/姜洪桥 吕尚春

  赫尔佐格,“鸟巢”的设计者。接受采访时,他首先申明自己是代表赫尔佐格及德梅隆设计师事务所,而非个人。这看起来似乎与以往例行公事的采访差不多,新闻发言人总是把自己与集体的关系分得一清二楚。

    他从始至终都透出“行于中道”的意味,言语谨慎,总是在一个问题说完之后,过一会儿再对想到的回答赶紧补充。但谈到“鸟巢”时,赫尔佐格坐直了身子,他对于“鸟巢”在他心目中的定位,令人惊异,因为目前只停留在图案上的“鸟巢”给我们的只是如潮的批评与争议。“有西方媒体认为,鸟巢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赫尔佐格目光坚毅,尽管他是在引述,但可以看出他对于“鸟巢”毫不妥协的肯定与期盼,无论它曾经或正在被中国的各界权威不留情面地指摘。

    就国家级的公共建筑而言,埃菲尔铁塔与“鸟巢”有着相提并论的非议。188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作为对大革命的献礼,政府最终选择了“象征工业生产的强大威力”的埃菲尔铁塔。这个设计方案招致《泰晤士报》上甚至刊登了由300人签名的呼吁书,反对埃菲尔的设计方案,认为这一剑式铁塔将会把巴黎的建筑艺术风格破坏殆尽,其中包括颇有名望的莫泊桑和小仲马等人。

    “它的形象乍看起来令人惊讶,但仔细琢磨,自有它的道理。鸟巢的形状不仅让人觉得亲切,而且还给人一种安定的感觉。”此次竞标的中方评委之一梅季魁教授说。

    事实上至今为止,除了“鸟巢”这个词汇自身包含的贴近自然的喻义,以及宏伟的造型,“鸟巢”对于赫尔佐格而言,凝聚的是对秩序的思考。几乎任何一个体育场都有主台、副台之分,中间为主,两边为次,但在“鸟巢”的结构中,没有主次之分,没有从属关系,没有尊卑存在。人类居所并不比树上的鸟巢更尊贵,贫民窟的房子并不比富人区的豪宅更低贱。

    “当然,任何一个建筑都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作为公共建筑,必然要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迹,但意识形态又必然寄存于一个文化体系中。因此你看中国的建筑是对称、和谐的,而美国的建筑则把注重实用、功能主义演绎到极致。任何一个公共建筑都离不开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社会状态。”显然,赫尔佐格并不否认一个公共建筑的完成,作为乙方的设计师一时一刻都不可能甩脱甲方的参与,令自己处于真空状态,妥协中有坚持,坚持中有让度。

    赫尔佐格的思维中为什么驻存着东方式的“中庸”呢?对于这个提问,赫尔佐格挥手在空中划了一道横线,“你把东西方文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就西方而言,并非征服自然、以人为尊就是一个统一标准。比如南欧,以法国为主,是抽象、理性的, 不仅他们的园林树木被修剪成整整齐齐的几何建型,甚至在文字语言中也力求有着严整、可以人为控制其规范性的成分,但在北欧,比如德国,是浪漫、自然的。而我的家乡瑞士巴塞尔正在南欧与北欧的分界线,因此我的思想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兼而有之,当然我从中国、日本等东方文化中也吸收了不少的东西,所以看起来我身上文化标签的地域性不那么强。”

    这也决定了赫尔佐格“随性而成”的建筑思想,他概括自己的建筑思想时说了两点:一、不追从任何一个潮流,不会遵循哪一种风格,当然也不会刻意与谁区别;二、随性而成,你看看一棵树的变化,在夏天是那么丰盛,在秋天开始凋零,到冬天就会变成枯枝,不同的时空总是造就不同的情形,所以我的建筑是自然的。

    在进行中国国家体育场的设计过程中,来往于这个古老的国度,令赫尔佐格感觉到了愉悦,因为他发现这里的人们接受他的建筑理念是那么顺畅,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他的主张似乎在这里更容易感受一种契合感。令赫尔佐格感到异常欣慰的是,在中国没有因为宗教主张的不同,而发生像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

    这让我们似乎看到了“鸟巢”的注脚,那是对宽容的召唤,对众生平等的祈望。

    采访实录

    经济观察报:作为建筑设计师你获得了令建筑界尊敬的普利兹克奖,在你的作品中你最满意哪一个?

    赫尔佐格:我们的设计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国家体育场,它是结构、功能等方面的完美结合。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建设于中国,中国是现在最为令人瞩目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建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赫尔佐格:如果你注意的话,北京街头就像历史图书馆一样,各个不同时代的建筑沿街而立。

    现在有个普遍现象,不同城市建筑都希望请最好的建筑师来建一些特殊的建筑。这说明建筑现在更趋向于潮流,强调个人化的吸引力,与旧时代强调城市的整体性、协调性不一样。伦敦市长就曾经请我们公司设计一个热电厂改造出来的博物馆。

    经济观察报:建筑师个人的理想与市长希望标新立异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

    赫尔佐格:建筑在反映意识形态,但并不是说建筑就一定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否则的话就会给人们造成建筑师是个受害者的印象。建筑师参与了设计工作就表明他是其中的一部分。建筑不是甲方以外的东西,建筑就是甲方!

    经济观察报:最近一段时期北京的建筑流行请国外设计师设计不规则和不对称的“怪异”建筑,包括你所在的设计师事务所设计的TPT项目,这算是一种潮流吗?

    赫尔佐格:那是因为不同城市在更多强调个人色彩,他们不光引进国外设计师,也有国内设计师的例子。这说明北京开始认可个人色彩强烈的作品并把他们作为代表。这会让有些人感到惊讶,同样的现象放在上海和香港就不会令人惊讶了,北京的历史传统发展一直处于匀质状态。

    当然,中国人的接受能力也很强,你所说的令人惊讶的建筑在这些项目的甲方看来都不奇怪,这很有意思。我认为,由于中国的悠久历史,比如瓷器、玉器等方面创造了很多伟大的不同的形式。中国人早已阅历了各种形式,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建筑设计师的那些奇怪形式,从而见怪不怪。比如,“鸟巢”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颠覆性的形式,一些西方人在杂志上看到这个方案时说这简直是疯了,而中国的甲方却能够接受。这不是偶然的。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鸟巢”项目运用了很多中国的元素,你是否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要让它区别于西方更贴近中国?

    赫尔佐格:我同意也不同意你的说法。同意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做建筑设计当然希望与中国传统有联系。不同意是因为在“鸟巢”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是与其他作品一致的,我们一贯希望把建筑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希望建筑有生态主义思想。

    经济观察报:如今人们希望在公共建筑中广泛体现民众的思想,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赫尔佐格:我不能就此下一个普遍性的定论,只能以我个人的经验来举例说明。比如“鸟巢”项目,它的操作方式和欧洲其实是一样的,有甲方主办,有竞赛、评审团和民众投票。这与我在欧洲参与的项目基本一致。不一样的是,在西方国家,即便一个项目可能被各方认同,却可能由于项目旁边的一个邻居的反对而失败。这会对设计师造成强烈的挫折感。

    在我看来,就中国和西方建筑的比较而言,巨大的区别在于项目所在区域甚至整个城市的规划。中国在传统和现代都对城市规划有很强的控制,他们强调如何去定义和控制城市的发展,比如轴线和对称。而在西方国家中,城市规划发展非常缓慢,这是因为意见协调的难度很高,一条路或是一个公共设施的修建,往往要经过漫长的论证期。而城市规划方式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城市尺度的不同。

    经济观察报:谈到“鸟巢”项目,在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反思过,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的作品很受各方面的欢迎,最后却被猛烈批评呢?

    赫尔佐格:你所说的批评是来自于设计师还是民众?(记者答主要是设计师在媒体发表观点之后引起的媒体争论)

    对这个争论,我们已经有过明确反应:一、争论是关于功能和经济性问题,而不是建筑方面;二、这种争论甚至在我们公司内部都会产生,调整是自然正常的现象;三、这个工程现在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成了很好的共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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