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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方纪实摄影发展区别巨大差异的表象特征后潜伏着更为深刻的无意识。摄影传入中国后几乎成为了这种文化的俘虏，结果表现出来就是中国摄影意识评判标准的模式化，协调化，功能化。简单的阐述，这种既缺乏现实批判精神又抑制个人主体价值的中庸文化和纪实摄影其所理应具有的见证性，客观性，真实性，及边缘化叛逆的意识形态相对立。
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与纪实摄影价值标准的人文基准有一定差异，而且传统文化中内涵的人文精神，思维模式，就其生命性而言，拥有着极为强盛的延续性和渗透力，从而深刻地影响摄影师的感知形式。本身这种文化就强调积极的鼓动，不强调客观的批评，强调团体价值，不重视个人价值，偏好‘意向’的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和谐不同，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本土文化的东西南北之争，互相渗透和集体无意识的大融化合，才出现了较为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反映到艺术论中即表现为‘中和’。 中国人强调“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合”，西方人则强调万物万事的“分”。故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重整合，西方人重分析，因而又重实证。具体地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性，西方人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强调人的人格修养，西方人强调人的张扬。由于生命意识和思维方式上的这些主要差异，中西方就各自生成和发展出了不同特点、不同形态的审美文化和艺术思想。从儒。道。玄。佛等诸多传统学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或用什么方法去论证，这种意识一直维系着中国人的审美评判标准。这种思想折射到政治上就是‘维护’与‘拥护’，折射到艺术上，就是逃避现实。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思维缺乏形式逻辑，淡化知性逻辑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不强调客观的批评，不重视个人价值，逃避现实的潜在审美意识，直接影响了摄影师对世界的个人独有的视角和判断力。
‘人文关怀’是纪实摄影本身理性化价值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传统是重人文的，这个无须求证，但是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传统的人文观是与伦理道德，家国观念，天文，地理紧密相连，所谓天地人‘三才’‘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不仅将天地都人格化了，而且使‘人’成了天与地的中介之才‘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这就特别强调了人文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对而言就削弱了对外界事物认识立足于客观的科学依据的考察。中国式人文精神是一种强化人伦观的人文精神，由于它本身的圆融而又带有明显忧患意识，且很容易被知识分子接受，所以它能渗透至文化和思维的各个层面。而这种带有浓重地域色彩的人文精神恰好被中国摄影师所接受，所以中国纪实摄影犹如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舞者一样步履维艰，叠印着中华民族内向性格的自我平衡和文化保守。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对纪实摄影的影响
华夏民族的先祖因为以土地为纽带的村社生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让他们对血缘的看重使得这种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逐渐演变出一套宗法礼仪制度，致使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人文观，自古以来就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的各个层面。
首先是伦理道德本身，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则是以孔子的‘仁’为核心而加以规范化的，进而又涉及到怎么样去做人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即使是个人的道德净化理念中也极为刻板和内敛的理论内容，如说：‘人而不仁，如乐何’。本来孟子讲的好好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偏要加上一个‘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将庶民和君子做了严格的区分。这于纪实摄影表达的理念平等，博爱，自由，背道而驰。因为纪实摄影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对人，对社会的一种终级价值的关怀，它的目光始终聚焦的人性本质和社会普通人群的基本生存状况上，对文明进程的种种弊端极其敏感，对人类的痛苦不幸充满同情，对不同历史时期担当起见证历史，揭示真相，或温和冷峻地进行文化批判，这就要求摄影师起码的人文观念应该建立在平等独立上的。而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将仁爱建立在宗法社会秩序之上，以伦理道德来揭示人性的价值。在这种思维形式的保守性使中国摄影师一直处于守旧，中庸，无为的状态，对中国纪实摄影在各个不同层面直接或间接的起者某种阻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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