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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华装置作品
一、缘起
近些年，由于一直在学校里担任“中国古典园林设计”课程的教学，因而每年都会和学生一起到江南看看园子，即使不带学生去，自己时常也是要去的。我所真真留恋者，不在寸山片石，而在江南园林中人居于园的中国文人理想化、艺术化的生活状态。江南园林多为文人住宅，他们在建造这些有限的物质实体空间的同时，将自己的世界观、审美观、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等融入其中，所谓“芥子纳虚弥”《维摩经•不可思议品》，环境最终成为其人格建构的具体呈现。古代文人在以心造园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我。人居于园的理想化、艺术化生活状态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古代文人最终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
在不知不觉间江南园林如苏州的沧浪亭、网师园、留园、艺圃，无锡的寄畅园，已成为我这样一个珠玑碌碌的都市人精神家园的最后留守地。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只知道当自己在对世俗的一切都失望和放弃的时候，这些园子却可以让我得到内心的宁静，虽还不至于“摄招魂梦”、“颠倒情思”《幽梦影》，但足以让我蕴思自守却不是妄言……因而时时想着那一方园林。却无力购筑。名士李渔虽言：“贫士之家，有好石之心而无其力者，不必定作假山。一卷特立，安置有情，时时坐卧其旁，即可慰泉石膏盲之癖”《闲情偶寄》，但或为从事专业之故，或是我还尚未完全开始老去，没有身体力行的自我安慰和妄想是我无法接受的。身困居陋而心驰意纵，心驰意纵于那样一种理想化、艺术化的生活状态。造园或造物实为自我塑造或人格建构，这其实是中国古典园林在当时存在状态下人与园关系中的本质和精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我在老祖宗的文字里读出来“化物游心”的智慧，无地不可筑园但尚可造物，无池不可植荷但尚可制荷，因此我决定身体力行。我选择了古代文人书房家具陈设作为造物原型，玫瑰椅、灯挂椅、茶几、书案、罗汉床、挂屏、花几，再做几组荷花，是要营造那源于中国古代文人以心造园的文化传统而又基于当下个人现实生存经验的当代“城市山林”。
七律
二、再造
源于传统而又基于当下个人的现实生存经验，使得“城市山林”系列的造物过程成为一个“再造”的过程：原型是传统的，并且秉承着以心造园的文化传统，但造物的具体方式和手法却面目全非。当代造物中传统的文脉和生机并非今日对于昨日的复制，复制本质上其实是空洞和贫乏，因为复制的传统对于当下而言首先使活生生的生命个体身陷虚假的文化语境当中，而屏蔽了面对现实的力量，并在无从谈起中变得不知所措，这有些类似于刻舟求剑。实际上就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所谓传统的文脉和生机仅仅可能呈现在自我之中，呈现在此刻，与此时此刻个人生命的冲动和理想发生关系，任何与生命个体的现实生存经验断裂的所谓传统，都业已腐朽。我采取了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用品和建筑材料产品“就地取材”地主动错置和误读式的创造和再生方式，这种方式进而决定了造物的具体材料及其结构方式。当代生活方式中日常的金属洁具、厨具以及水暖管件被组合在一起，构筑了另一番别有情趣的“城市山林”。而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造物方式是当下的现实所决定的，并且这种造物方式直接与个体的现实生存经验相关。
其实，这种“就地取材”的主动错置和误读的方式不仅仅是基于当下现实的后现代思维亦或解构主义，它还在演绎着漫长的人类造物文明中的一个潜在规律，我在《少数民族环境艺术概论》一书中将其诠释为人类造物作为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所展现的文化根性，这种人类造物的的文化根性源于生态学中生物适应环境的规律。譬如蒙古族建造的便于拆装移动的蒙古包，本质上取决于其适应环境所采取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城市山林”系列首先就是基于当下城市的环境现实，其作为人口、生产力、物质资源同时也是污染源和废弃物高度集中的一种环境现实，并将这种环境现实中人类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种种随处可见的现代工业批量复制日用品进行主动错置和误读式的创造和再生，以全新的面貌揭示了人类造物作为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所展现的文化根性这一规律。
翘头案
三、意义
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山水”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重要表现对象：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形成了专门的山水画，在园林、盆景等艺术门类中更是一直将“山水”作为不变的主题。“山水”的现代性及其形式转换是近100年来中国艺术传统如何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基本课题，这一课题下已不乏种种的现代实验。对于这一课题，“城市山林”系列创作在艺术语言形式的层面通过艺术语言本身的形式转换探讨形式的可能性，他在这种语言形式的探索中不满足于与西方艺术的横向联系，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与中国文化传统纵向的历史联系，探讨这种语言形式在当下情境中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关系。所谓当下情境即意味着一种主体的现实体验和社会精神的注入，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表面形式变换。
如梦令·如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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