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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正式开放。这成为努维尔最成功的处女秀。这座楔形建筑位于传统居民区——圣日尔曼区，过去为巴黎贵族居住区，现在仍保留着上百年的公馆，大多数变为外国使馆和政府机关。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沿塞纳河而建，邻近巴黎圣母院，一面临街，建筑的两面墙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风貌。沿河的北面墙壁，他使用了一种新的玻璃材料，让其与圣母院的风格完美融合，还画出了了天际线。而临街的南面墙壁，他用一种全新的技术模仿了阿拉伯建筑中特有的挑窗台。努维尔说：“这个建筑的目的就是谈论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建筑的核心就是光线和几何形状。”多阴雨天气的法国无法与阿拉伯的日照条件媲美，所以努维尔想到，使用保温玻璃，并使用一种可以调节的几何形状来控制光照和气温。
努维尔跟团队发明了一种像照相机快门一样的电子装置，由电脑根据温度和亮度来自动调节，从而保持室内的光线永远适中。同时，这也创造了一种阿拉伯式的高贵；木质或大理石的挑窗台在阿拉伯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而玻璃制成的挑窗台也有同样的效果。因为这个设计太过成功，控光装置的快门很少需要改变。但政府为了照顾游客的情绪，就设定电脑每小时都会强制闪光一次，这大大惹恼了努维尔。从1987 年到现在，每换一届总统，努维尔都要去抗议一次，要求改回他的设置，但至今都未成功。
位于阿联酋的卢浮宫卫星馆，和位于巴黎的阿拉伯世界中心，在外形上毫无相似之处，但却同样传达了阿拉伯文化的精神内核，并与周遭环境和谐互补，从而成为让·努维尔建筑理念的绝佳范例。他在建筑中大量地使用高科技，先进材料，但在概念上则异常贴近历史和文化。
“20 世纪和21 世纪刚刚过去的这十年的悲剧在于，我们割裂了自己与地理环境和历史之间的联系。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一个样子，像是被克隆出来的。电脑出现以后，克隆变得更加简单，同一个建筑只要稍稍地拉长，或者变宽，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材料、结构都没有改变，甚至颜色都一样。这些是没有灵魂、没有言语的建筑。”努维尔告诉记者，“我的每一件作品中，都在寻找事物真实的面貌，这不是一个时髦的想法，但这是做出真品的唯一办法。”
“我做的是修改，而不是割裂。” 努维尔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建筑理念。
看一场努维尔导演的建筑电影
“文德斯，大卫·林奇，哦，太多了！”
当记者问起这位建筑师喜欢的导演时，努维尔回答道。他说：“建筑就像电影，总有故事要讲，总有情绪要表达。”
没能如愿成为艺术家的努维尔，在电影中找到了更多的共鸣。努维尔喜欢用电影来阐释自己的设计理念，在向人解释自己的作品时，他也爱用电影做比喻，“建筑的存在就像电影，是以实践和运动来衡量的。一个人思考、构想和阅读一个建筑物时，是以一连串连续的形式来进行的……建筑不只是形状、线条的组合，这在过去也许可行，但是今天，建筑意味着更多。”对他来说，建筑设计从开始构思到施工完成的过程，与一部电影的形成并无二致，而他自己就是掌镜的导演。
2006 年完工的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古瑟里剧院，是努维尔在美国的第一个项目。明尼阿波利斯是一座于19 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毗邻密西西比河，并依靠水利发展起庞大的面粉加工业。如今，工厂、仓库、水闸、磨坊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
古瑟里剧院的周围很空旷，有一座桥、一条河、一个瀑布和一家工厂。努维尔没有错过利用这些景观，他用黑色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架了建筑的主要结构，在一片白色的厂房中一下子凸显出来。一座“无尽的桥”从建筑的二楼平行延伸出来，横跨剧院门前的公路，桥的尽头是一整块玻璃，如同一个永远的取景框，将密西西比河上的石头桥、旁边的圣安东尼瀑布和巨型厂房凝成一幅安静的画面。
就像一个导演的背后有编剧、灯光师、艺术指导等人一样，努维尔的每个设计项目的开始，都凝结了一个团队的力量。每个项目设计开始之前，他会召集很多人来讨论项目的方案。这其中不但有工程建筑方面的专家，有当地的文化学者，还有他的同事，和来自各界的朋友。努维尔很看重这个过程，这其实也是建筑与环境、历史和文化对话的过程。他从中积累大量素材，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将所有的可能性一一罗列，构成一份巨大的清单。
接下来，则是他一个人的战斗，孤独地将资料吸收转化，完成质的飞跃，努维尔把这个过程称为“飞向天空”。努维尔说：“在许多工程的开始，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其他参与者有许多会议，我们不断地讨论、分析。这就好像列目录一样简单，把该做的事情和不该做的事情列出来就行。接下来就是我做出选择的时候，这就像飞向天空，只能是我、建筑师本人的选择，这也是我的责任。”
在大量的研究报告面前，努维尔陷入孤独和沉思，等待灵光闪现。他承认自己很多好的构思都是在枕边完成的，“之前很多人热烈讨论的头脑风暴，跟此时的寂静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反差。”努维尔说。
在沉思中得出方案的努维尔，开始与他的团队沟通，向他们解释自己的理念，选择这些材料的原因，如何处理灯光等一系列问题。充分沟通后，他们开始绘制图纸，制作模型。最初的方案并非不可修改，“我把我的第一个方案看作是一个感觉的信封，这里面包括了我认为可以起作用的因素。就像导演会返回修改剧本，我们也会在进行的过程中修改方案。”
与导演们一样，努维尔也喜欢光，并像使用玻璃和混凝土一样使用光。“传统的建筑以固定的体量为基础，忽略了光的重要性、可能性和多样性。光会改变建筑的形态，对我来说，使用光的感染力是我的建筑中最基本的东西，我的建筑经常被五六组不同的灯光环绕。”
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是一座关于精确空间中光线组织和变化的建筑，也是努维尔的建筑和电影院模拟关系最接近的作品。中心南墙面有自动的照片感光的控光装置，在中心有悬挂条纹大理石的采光井，这可以为室内带来光线层次、空间体积和开放闭合感的忽然转换。这座建筑因它所造成的对比和复杂而富有趣味，它使得参观建筑就像看一个电影的连续镜头。“变化的结果根据穿过它的不同路线，在不同的体积和不同的光线层次之间，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照相机镜头的视角和光圈。” 努维尔说。
“愚蠢的建筑迟早会被废弃”
1987 年以后，努维尔声名大振，事务所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努维尔向他的下一个目标发出了挑战——摩天楼，为此，他将手下的员工扩展到100 人。
“无穷塔”(Endless Tower) 是努维尔建筑生涯中一件特殊的作品。这座预计400 米高的建筑，是努维尔的一次狂想，在他的设计中，墙面从下往上分别由花岗岩、铝、不锈钢、玻璃建造，颜色越来越浅色，以至于人们抬头仰视时，它就如同逐渐消失在空中一般。这座塔计划建在巴黎，如果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薄的摩天楼。
然而，1990 年代的巴黎，房地产市场低迷，扩大后的事务所不堪重负，继而倒闭，努维尔背上了巨额债务。1994年，公司重组，努维尔从老板变成了雇员。直到2004 年才还清债务和税款，重新获得公司一半的股份。经过重组的公司逐渐走向正轨，努维尔的项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我不知道下一个建筑会是什么样，”努维尔说， “但肯定的是，我需要大量的分析数据和文字资料，这是我想象的基础。”
建于2005 年的巴塞罗那阿格巴（Torre Agbar）大厦，已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座子弹形的大楼，墙面由25 种颜色的铝格，和近6 万扇彩色玻璃窗拼成，罩住了整座建筑。可以根据天气调节，增强了内部空间的光照，又能隔热保温。太阳升起落下，大厦也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远远看去仿佛大楼表面泛起了波光，又好想一股巨大的水流正冲向天际。
2007 年，纽约的11 大街与19 街交界处的100-11 大厦破土动工，它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河畔，与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IAC大楼相邻。当让·努维尔获得这个项目时，他兴奋地给好友弗兰克·盖里打去电话，用法语说：“我来了！”
这栋23 层的公寓楼是如此的与众不同，通体由不规则的玻璃窗拼贴而成，如同升级版的蒙德里安的抽象画。每块玻璃的大小、透明度、倾斜角度都不同，所以人们在不同地点、时间观看，就会看到不同的效果。照例，努维尔包揽了这座公寓的全部内部装潢，金属感的厨房，触控的洗手间，每个房间都能享受到整面墙一样大的玻璃窗，视野开阔。
而纽约当代美术馆（MoMA）也将75 层的摩天大厦项目交给了努维尔。这是一座钢和玻璃结构，扭曲的、“锋利”的大厦。努维尔的商业伙伴米歇尔·帕里西（Michel Pelissié）说：“这是他现在最重要的项目。”为了一圆摩天楼之梦，努维尔十分渴望得到这个项目，甚至敦促帕里西不要在谈判费用时与开发商太过计较。
努维尔常被人指责作品不够考虑实际，浪费资源，维护费用高昂。努维尔认为，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人人都在谈，但这件事不用多谈，只是需要行动。“在做建筑设计时，你不仅要考虑建筑成本，还要计算维护成本和运营成本，我们要把近二十年的预算都计算进去，然后选择最便宜的那个。所以这是理论和现实的差距，理论人人都同意，但现实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得投入更多钱。但当你问人要钱时，人人都说不。对我来说，可持续性的建筑不仅仅是关于材料、结构，而是一种概念，建造可以长久留存下去的建筑，因为愚蠢的建筑迟早会被废弃。”
“我总是在设计不同的建筑，从不使用相似的语汇，”努维尔说，“但我的设计态度从未改变，我关心的价值从未改变，建筑是时代的缩影，这是我对建筑的定义。”
让·努维尔的枕边，常年放着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日记式的诗集《不安之书》。“它让我感到平静。对于像我这样太过忙碌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哲学的洗礼，是必要的宣泄。”
“我永远生活于现在。未来怎样我不知道，而过去已非我所有。前者具有一切可能性，使我感到压力，后者是虚无的现实。”生活在现在，也是努维尔的信条。他常说自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我从没遇到过像他这么不在乎钱的人，”努维尔多年的好友吉尔博·布朗斯通（Gilbert Brownstone）说，“他喜欢意大利食物和好的红酒，只要有了这些，他就烦恼全无。”
在外奔波时，努维尔经常会挂念自己13 岁的女儿。这是他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天生大脑损伤，不会说话、写字和走路，只能在别人的看护下度日。“她喜欢电脑，还会拍些照片，我想，也许她能成为一名非常特殊的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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