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敏、祝帅
2005年9月30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2005年 Icograda（国际平面设计师协会联合会）会员大会上，经过激烈的竞选和投票，北京击败了新加坡、蒙特利尔、华沙、布鲁塞尔等4个城市，获得了2009年世界设计大会的主办权。筹备工作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2009年10月24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了“2009北京世界设计大会暨首届北京国际设计周”。一周内，连续举行了5场大型国际总论坛，百场分论坛、24场展览、8 场大型设计活动、全国各地45个专题工作坊，并邀请了近百位国外设计师于大会期间发表主题演讲，中外数百名设计师、设计学生和设计爱好者参加了此次大会。距离世界设计大会已经几个月过去，但“设计大会”向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业界似乎仍然没有停止。这其中既有对于中国设计未来的战略思考，也不乏一些尖锐的批评。今天应该怎样总结这次世界设计大会？这次设计大会给中国留下了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刊特约栏目主持祝帅与本次世界设计大会的学术主持王敏教授进行了此次对话。
祝帅（以下简称“祝”）：我们知道2009Icograda（国际平面设计师协会联合会）北京世界设计大会期间，您个人以及协办方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团队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付出了许多辛苦的工作。今天世界设计大会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了，几个月之后的今天回头再看此次世界设计大会，您认为这次会议是否达到了此前的预期？
王敏（以下简称“王”）：应该说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这次设计大会大家做得很艰难，得到了政府和各方面很多的支持，我们参与的工作人员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从中央美院这边来说，潘公凯院长、谭平副院长都为此付出了很大心血，应该说这也是我一生之中所做的最难的一件事，但现在回头看看这种付出还是很值的。现在我就经常接到一些国外关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各种情况的咨询与赞扬，大会的举办大大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在世界设计大会以及相关的北京设计周、各种活动与展览的筹备过程中，歌华集团、国家大剧院、北京设计促进中心都做出了许多工作，但作为大会主体的学术论坛和几个重要展览的责任与筹备主要是由中央美院承担的。这次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策划了许多展览，很多老师在此之前都没有策展经验，但这次得到了锻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设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做得很成功，我们是第一次做，谁也没有经验，而且开会前晚上12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国家大剧院开始准备，很多困难是想象不到的。结束之后很多代表来对我说，他们觉得这是Icograda历史上最好的一次世界设计大会，今后别的国家和地区想超过这一届很困难。
祝：是的。我们知道现在想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太难了，特别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去年年底深圳市平面设计师协会办的GDC09展，就是主办方个人自己垫了一部分钱才办起来的。开幕式上毕学锋主席谈到这件事情还哭了。我们这一次是如何解决经费上的问题的？
王：在经济上，我特别要提的是许多兄弟院校的支持。起先有一个国际公司答应给500万的赞助，而且北京市已经向他们表示了答谢，我们也按照这500万会进来做了预算，后来突然到大会举办前两个月的时候，正是我们要用钱时，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公司的国际总部不同意，反悔了。可是这时候打算请的人都已经请了，计划花的钱马上要付，一下子就把我们弄到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演讲人的机票是90万，住宿费30万，同声翻译60多万，搭午餐棚子与餐费60万，会议包20多万，种种费用都在短短几天内要付，否则就无法按期开会。中央美院领导在关键时刻决定由院方垫付急需的费用，同时我们拿起电话，给各个兄弟学校我们认识的负责人打电话，告诉大家我们的困难，结果20多个院校都掏钱凑份。这些院校的慷慨与支持我们特别感动。北京可口可乐公司赞助了各种饮料，雅昌赞助了印刷，奥迪赞助了接送演讲人的车，很多其它企业对我们提供了各种支持。筹备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做到最后真不容易，很多老师都在自己掏腰包，更别提大家多年无偿的时间投入。这件事情虽然对中央美院有好处，对参与的人个人的学术发展也会有一些好处，但是更大地说，大家都是在为国家，为中国设计行业的发展，为设计教育的进步，无私地奉献作这件事。
祝：世界设计大会期间，我也听到了在各地有一些基层的设计师提出了一些疑问和批评，我个人也通过[设计批评]栏目表达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其中比较集中的一种批评，就是对于那笔“注册费”的疑问。坦率地说，我个人也有这方面的疑问。因此想问这样一个的问题，就是作为一次受到政府资助的大会，为什么不能够办成一种面向公众开放的公益的形式？
王：的确，因为我们大会的论坛是对公众不开放的，所以会有人提出这种质疑，但我想如果和我们充分沟通一下就会打消这方面的疑问。在注册费方面，我们收取一定的会议注册费，其实这本身是Icograda的规定，也是它在世界各国举办设计大会的一个原则与惯例。这一次政府虽然有一些拨款，但都是专款专用。例如，教育部的对大会的拨款是设备专款，我们只能用来购买会议现场所使用的投影仪与相关设备；文化部的拨款是用来做中国美术馆的展览“设计-生产力”专项经费，可以直接用来做大会论坛相关的费用只有教育部的5万，以及北京市准备给的50万（由歌华先垫付）是用在开幕式上，但并不够，中央美院又支付了一部分。北京市政府的拨款则是用在中华世纪坛的北京国际设计周。这些拨款我们都不能用在演讲人接待、国际旅费等等方面，同时我们这一次论坛筹备方面的费用就远远不止这些，如果我们不收注册费的话无法操作。并且很多钱都是政府的拨款与注册费还没有到位，但又是马上就要付出，要自己先垫付。因此，中央美术学院垫付了大部分的经费，我们又向歌华借了75万用于垫付机票费等，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付了旅馆费。还好最后大家都还没有亏（笑）。
祝：我个人认为，这次世界设计大会，在与政府的对接，特别是在国际上建树中国设计的形象等方面应该说非常成功，但是似乎在在通过设计向企业招商方面，以及在广大非专业设计师的公众中间的影响，可能力度还不够大，不知道您认为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王：在我们的原计划中，都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原计划有搭棚招商，以及让企业来做展示的预算，但后来这方面的资金没有到位，只好砍掉了。在公众方面也是这样。尽管我们也作了一些宣传，主要是官方介入比较晚，所以大众媒体的支持不够。《北京晨报》从半年以前设立了专刊，网络媒体也很早开始作了一些宣传，但大会开幕的时候，由于演讲和论坛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媒体后来就不太关注了。回头来看，如果我们再早一点得到政府支持，可能在媒体宣传方面会做得更好一点。当然这次设计周，应该说还是吸引了很多此前没有真正接触过设计的市民的参与。
祝：曾经有一位深圳的设计师对我说，他个人认为这次世界设计大会怎么感觉像世界设计教育大会，因为他感觉邀请的演讲嘉宾中，院校背景的学界人士比较多了一些。我们是否遇到这样的问题？
王：可能因为美院的参与，很多论坛都在美院举办，所以可能让他有这样的感觉。也可能他来得比较晚，后两天就只是教育论坛，我们开始筹备的时候很注意这件事，避免将大会办成设计教育的论坛。但放在美院做也有好处。筹备过程几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运气很差，例如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在国家会议中心，早早签了意向书，但后来结果他们装修工期拖了，无法按时给我们用，我们只好挪到美院来做论坛。但这样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很多代表表示可以到校园里面走一走，在草坪上坐一坐，与学生们在一起，去掉了很多在会议中心带来的商业味，反而变成一件有意思，有特点的会议体验。
祝：我注意到中国台北市政府已经大力展开“2011年IDA世界设计大会在台北”的宣传，不知道台北明年的这次世界设计大会，和2009年北京这次Icograda世界设计大会有什么联系？
王：国际上现在有三个比较活跃的非政府设计组织，一个是Icograda，一个是Icid国际工业设计协会，一个是IFI国际室内设计联盟。这三个协会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即非个人会员的协会，由各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像Icograda，他的会员都是团体会员。过去各个协会都是各自为政，自己做自己的活动，后来这三个协会作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就是IDA。这是一个大伞，下面有三个协会，但这个伞是一个松散的伞，没有会员也没有经费，只是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把这三个协会的设计大会放在一起开。这三个协会都是每隔两年开一次大会，2011年就放在中国台北。在此之前世界设计大会都没有用这个名义，因此严格地讲2011年在台北这一次的世界设计大会规格应该是比较大的。中国台北是2007年申请到的这个大会，台北市政府在申办之前出了700万美金，在政府经费上占了优势，把这个会申请下来。像墨尔本，各方面条件都比台北好，但就没有拿到。我们北京在此之前申办2009年世界设计大会的时候政府并没有给我们钱，但我们当时讲的很有煽动力，同时2008北京举办奥运，表明北京具备召开大型国际会议条件，所以最后能够申办成功。
祝：我们知道与AGI（国际平面设计师协会）不同，Icograda是一个不吸收个人会员，只吸收团体会员的国际平面设计社团的组织。但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设计师协会，因此这次能够成功申办Icograda的设计师大会是很遇到了很多困难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衬着这样的东风，把中国设计师协会建立起来？
王：成立协会的意义是它可以行使一些政府没法展开工作的职权。在这方面，潘公凯院长连续两次在全国政协递交了成立全国设计师协会的提案，但是要成立这样一个大的协会特别难，在中国成立这样一个大的协会，至少需要有一个对口的部门来挂靠，但很难将设计归与哪一个部委。尽管我们不断在讲设计多么重要，但也一直拿不出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比如设计占GDP的百分之多少？设计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少从业者？设计业提高了多少产品销售额与价值？这些都没有统计。例如苹果公司，我们知道苹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它的设计，但是怎么单独来谈设计的产值？这个很难。目前我们和政府可以明确的是设计教育这一块，我们可以告诉政府，中国现在有100万学设计的学生。这说明社会对于设计师的需求还是很大的。现在国务院是工信部在做关于设计产业发展的调研，今后我希望能够有国务院一个机构，哪怕是一个的办公室，来促进设计行业的发展，专门管理设计行业相关问题，像成立设计师协会的事情。
祝：现在世界设计大会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似乎开会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周，要想扩大设计在中国公众中间的影响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要做。接下来您个人的工作重点将在什么地方？
王：后续的打算还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于中央美院设计学院来说就是踏踏实实地作好教学。现在我们国际影响有了，以后请一些国外设计师与教育家也好请了，一些事情就好做了。例如荷兰的书籍设计师Irma Boom，她也在耶鲁大学教书，以前我想请她来，结果请了几次她都没来。这次来开会以后，回去就主动表示自己要来中国讲学。还有加拿大设计协会会长给我发了一封信，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说正在考虑是否要和太太定居中国，因为他说未来的设计在中国。这对中国将来设计师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过去他们觉得中国就会抄袭，结果这次来一看，中国的设计做得不错，开幕式也不错。对于我自己来说，这几年在国内一直忙奥运设计，忙世界设计大会，没有时间做自己工作室的工作，现在我觉得自己接下来也应该做点设计了。
祝：今天设计行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传统的平面设计的载体平面媒体越来越多地被网络等新媒体取代，新媒体也成为此次世界设计大会上很多代表关心的议题之一。您认为在未来几年，传统的平面设计是否会呈现出一种萎缩的趋势？设计教育应该作出何种调整？
王：平面设计师要突破自己的局限，我们要鼓励他们去更多的关心网络，手机，iPad 等平台。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都是跨专业、打破专业壁垒。像现在我们和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每年合作的课程，我们邀请斯坦福和北大的工学院的教授来参与授课，然后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跨界来共同提出一些问题与解决问题，这可能对各个专业都有一些帮助，这个课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年。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探讨解决问题，这种集合的设计思维与设计方法，超出设计师的狭隘的范围。这个学期我们还会有一位华裔设计师开设的一门课，名字叫做“iGarden”。他就会要求学生寻找三种产生氧气最多的植物，给它浇水，让它能够见到太阳，满足一定的条件，给它设计出一个东西和全套相关的设施，然后研究让它们在室内生长。这个课题我们可能和清华美院、中国美术学院一块做，然后联合办展览。我认为平面设计不是萎缩，只是在衍生，渗透，裂变中改变着自己的定义，未来的平面设计还会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是此“平面”非彼“平面”也。
王敏：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平面设计师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平面设计师协会会员。2008年北京奥运会视觉总监，2009年世界设计大会学术主持。原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Adobe设计总监。
祝帅：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设计研究与设计批评。出版专（译）著《中国文化与中国设计十讲》、《流派·艺术卷》等。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2003-2008），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特约栏目主持（2009-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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