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原藉江苏吴江，生于西安。从小热爱绘画，梦想当一名画家。 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毕业后任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影助理。 1984年任电影《海滩》摄影，大量采用自然光，寻求更加贴近现实的表现手段，在中国影坛带掀起一股新的浪潮。他长期和张艺谋、陈凯歌合作，《孩子王》的静态摄影内涵丰富，风格清丽；《红高粱》的洒脱张扬，拍出大自然的生命感。居于种种成就，他被喻为“中国第一摄影师”，他所参与拍摄的作品不断冲击国际各大影展，其本人频频获得最佳摄影提名奖和“世纪百位杰出摄影师”，以及柯达摄影奖等荣誉。并作为亚洲摄影师的代表试验柯达公司最新研制的电影新胶片。同时到美国在奥尔特曼一部小成本影片中任摄影师，后来到法国拍摄一部古装电影，这时他的摄影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其导演处女作《孔雀》获得第5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84年拍电影《海滩》。 是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获得者； 第8届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柯达摄影奖获得者； 第66届美国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获得者； 1996年台湾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获得者； 曾作为亚洲摄影师的代表，试验柯达公司最新研制的电影新胶片； 1999年荣膺伊斯曼课吧柯达评选“世纪百位杰出摄影师”。 作品列表 《纽约的秋天》（Automn in New York）1999年 陈冲导演 米高梅公司出品 《鬼子来了》 1999年 姜文导演 《骚乱》（Hurlyburly）1998年 《姜饼人》（The Gingerbread Man）1997年 罗伯特.阿尔特曼 《兰陵王》1994年 胡雪扬导演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 姜文导演 获1996年台湾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霸王别姬》1992年 陈凯歌导演 获第66届美国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 《边走边唱》1991年 陈凯歌导演 《菊豆》1990年 张艺谋导演 获第8届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柯达摄影奖 《代号“美洲豹”》1989年 张艺谋导演 《红高粱》1988年 张艺谋导演 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孩子王》1987年 陈凯歌导演 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神鞭》1986年 《大明星》1985年 滕文冀 《海滩》1984年 滕文冀 《结婚》 1983年 导演作品： 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1999年 《孔雀》2005年 第5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顾长卫对话录（一） 时间：2005年8月 地点：北京长城酒店 《星库》（以下简称《星》）：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我听到的是"请留言"之类的你的留言，你在那边捏着鼻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听起来像个机器人的声音，挺有意思的。 顾长卫（以下简称“顾”）：我试着把我的声音塑造成一个机器人的声音，我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我想把它弄成没有生命的东西，总的来说我不太喜欢突出自己。这就是我的性格，如果在一个环境里太突出我了，我就会觉得不自在。比如大家在一起说话聊天，我也不太喜欢把这个谈话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想谈的话题上，引起别人的关注，这样我就不用对谈话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就会轻松一点。 《星》：其实你还是不够放松。 顾：大概是吧，在过去几十年的成长经历中我不是无忧无虑地过来的，总能感受到很多的束缚。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对弟弟妹妹必须负一定的责任，我上学时所受的教育都是要求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加上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一种逆反心理就让我想要一种随意的东西，比如拍电影、电视。现在看来拍电影是让我过上了一种随意的生活，但是它的随意更意味着吃了上顿没下顿。
《星》：这话怎么讲？ 顾：当一个电影拍完以后，我从来都不知道下一部片子什么时候拍，拍电影毕竟不是一个标准的生产模式或者简单的寄托，所以，你可能在这个电影拍完以后一年之内没什么合适的电影要拍，或许你从此就真的再也没有电影要拍了。压力挺大的，比如说从去年１１月完成一个戏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作项目，虽然一直在谈、一直在见人、见演员。但一直没有找到那种开拍前就特激动的感觉，或者感觉到这会是个有魅力的作品。 《星》：有魅力的作品一定是不完美的作品。 顾：电影画面追求视觉上的美，但并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绚丽的色彩。一部电影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在它的完整性里面，画面可能是灰暗的、很低沉的色调，因为那部电影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绪，总之，这是一种和谐，但它一定不是一种完全的和谐，完全的和谐就没有魅力了。当然，不和谐就更不具备魅力。在这种和谐和不和谐之间有一种小小的区域值，我觉得特别美。比如唱歌，如果你按乐谱唱得特别整齐，音准节奏全都对了，其实未必好听。但是，如果你能把它唱准，然后又能把它唱得不准，它就会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如果你让一部作品太完美了，完美之后人会觉得一件事情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一个有魅力的作品，它有一些缺陷，这从情感上就有趣了，它就有一个互动，让观众有一种参与感。 《星》：这些话听起来感觉你自相矛盾，因为你的摄影是追求唯美的，而且你的摄影在８０年代创造了一种像摄影造型那样的电影画面，就是那种完善的美，后来许多人试图颠覆那种模式，他们现在把画面摇来摇去，故意让它看起来有些粗糙。 顾：没有矛盾，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希望美能够变得更纯粹、更浓郁、更具感染力。但是，我刚才说的是电视的风格，其实我拍过的电影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 《星》：摄影对你来说只是一门手艺吧 顾：是择业手艺吧，因为它可以养活我。 《星》：这么谦虚，可是别人都把电影说得天花乱坠的。 顾：不是谦虚，是有点纳闷儿，其实拍电影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许多人都能把自己做的事说成是一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但我做不到。 《星》：你在镜头前和镜头后看生活是不是一样的？ 顾：在镜头后边不一样了，镜头后边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生活中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人。在镜头后有许多审视和分析，可是在生活中我经常发呆、发愣，这是我最惬意的时候。被别人发现了，他们就在我面前伸一个手指晃来晃去，其实我那时候特不愿意从发呆的幸福状态中出来，不愿意被叫回到现实里去。 《星》：你对色彩有什么偏好吗？ 顾：我喜欢那些忠厚的色彩，那些简单而永恒的色彩。色彩其实是人的情绪的一种投射，在不同的心境下人又需要不同的色彩。但是总体来讲，我对色彩太敏感了，对那些特别浓郁的色彩一下子有点招架不住，受不了，所以我需要特别小心，比较多地去欣赏温和、忠厚的色彩。 顾长卫对话录（二） 时间：2006年3月 地点：北京顾长卫工作室 《星》：自从《霸王别姬》在美国获奖以后，你就被好莱坞接受，一半的时间在好莱坞，一半的时间在中国。这两边的区别是什么？
顾：大同小异，就是那边太商业化了，这边太艺术性了。也许是我们太受以前的束缚吧，本来电影没有那么大的意识形态的魅力，别太严肃了。好莱坞片子的成本都很大，所以在创造气氛的时候，用的手段和方*更多，可能性也更大。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也太发达了，一切都是那种固定的商业模式，流水线式的。其实电影应该是商业和艺术各占一半，商业特别扩大的时候，艺术就缺乏；艺术特别扩大的时候，观众就可能看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好莱坞，只有像斯皮尔伯格这样极少数的导演能自行决定进度，拍30天还是拍200天他可以说了算———因为他拍的每一部电影都赚钱，绝大部分导演都没有这个权力。中国电影的系统还没那么成熟，所以导演对于艺术的控制和影片的成色有决定权。 总的来说，国内的环境对做电影的人来说都还是挺幸运的。在洛杉矶街头就有20万人都是从大学学了电影以后没有在制作电影这个工业系统中找到一个差不多凑合的位置，还在圈外边溜达的。全美国有一百多所大学有电影系，每年都有非常多的学生觉得很好玩就去学，但是他们很难找到机会去表现自己的能力。你没有真正做出好东西，没有人相信你，可能会有人和你谈，永远谈不完，但没有人能拿出钱来让你拍电影。那些人最后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写剧本，写成了如果有人喜欢，就给别人拍，如果再写了好剧本才有可能自己拍，否则永远没有机会让人了解你。只有写剧本是成本最低也最有可能混出来的途径，有很多导演都是靠写剧本出来的。相比之下，国内这边环境挺好。 《星》：能不能谈谈在那边工作的那段经历？ 顾：当时正好是《霸王别姬》拿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提名，我考虑应该在更大的领域里“晃悠晃悠”，就搬到美国住了好几年。这当中拍了三部电影(注：三部电影分别为《姜饼人》、《骚乱》和《纽约的秋天》。导演分别为罗伯特.奥特曼、安东尼.德拉赞、陈冲。其中第二部是由辛.潘投资并主演的)。 《姜饼人》是在好莱坞拍的第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正直的律师遭人陷害的故事，采用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摄影风格，影调相当的暗，为的是与剧情吻合。制片人非常担心，因为通常影视观众都不希望片子看上去不太清楚，演员也很在意自己的眉眼是否清晰，拍得是否漂亮。制片人不敢直着跟导演说，因为他是大导演，只好悄悄对我说，长卫，要是能再亮１／３，再亮半档就会好得多。 《骚乱》是另一部文艺片。剧本很好，演员都是演技派明星。辛?潘和他太太分演男女主角，他们都不拿钱。文艺片的投资不会很大，但一些好演员还是争着去演，给多少钱无所谓，因为拍文艺片虽然赚不到多少钱，却能抬高你的身价。老拍赚钱的电影，你就会把自己拍坏了，拍坏了你也就不值钱了。 辛?潘太让我佩服。他演技特好，但一点大明星的派头都没有。有一场戏是他挨打嘴巴，这场戏我们用全景、中景和近景反复拍了30次，每一次都是真打。他是真的在做艺术。 《星》：《纽约的秋天》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 顾：一部典型的好莱坞浪漫爱情电影。讲一个身患绝症的美丽少女，爱上了一个50岁的花花公子，后来浪子回头，但一切都晚了。最后花花公子明白了一切，找回过去的女友和以前生的孩子，一家团聚，回归家庭。虽然不能说是什么经典作品，但应该说还是拍得很感人，也很温馨，如果没有那么多类似题材的影片，这部影片还是写得挺好看的，很煽情。
《星》：你觉得陈冲怎么样？ 顾：陈冲有南方女孩的细腻，又有北方女孩的那种痛快、奔放，是个特别聪明、智慧的女孩，一点都不小气，做人大大咧咧。陈冲在美国作为演员有很大知名度，可当导演还是新手，特别是拍摄的初期，大家都在看着。而我作为摄影，就是要尽可能地和导演沟通，好在我们有共同的母语，沟通特别方便。我一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也了解她的想法，达到互相的融洽。 《星》：你理解陈冲想拍一部什么样的影片？ 顾：这故事发生在纽约，那么怎么来表现纽约，你是用什么方法来介绍纽约的高楼大厦，怎样从黑压压的人群中和一片片的窗户里来找到男女主人公，应该是最个性化的手法。我听她描述，我觉得她好像把自己想像成一只会飞的天鹅，能够在楼宇之中穿行，在人的头顶上飞过。还有影片一开始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有很多天鹅，一开始就要介绍这个环境。把这些因素都连起来，我觉得她更个人的拍摄方法，就像一只天鹅，像一个天使，在黑夜中悄然划过。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偶然相遇，天鹅从远处飞来，又从曼哈顿的高楼上飞过，在运动的人群中找到主人公；后来女主人公死了，用了一个天鹅离去的镜头。我认为这个角度更像陈冲对世界的理解。 《星》：你为什么会接拍《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广告？（附：40集大型公益 广告《知识改变命运》上。目前，这套耗资巨大的公益广告正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至八套节目中滚动播出，每集1分钟，全部采用纪实手法，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来自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经历的40个主人公的关于知识在他们生命中所起的作用的故事。顾长卫既是策划人，又是导演。） 顾：主要是因为被它的主题所吸引。科技、教育的进步对一个国家的富强，对社会的进步，对生存环境的改善，都会有有益的影响。我是把它当作一个纪录片来拍的，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艺术的发展是跟生活越来越贴近的。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更容易被真实的故事、真实的纪录片吸引？就是因为它更接近于人性。所以近几年来，包括国际上的电影也都越来越恋于纪实风格。我自己读书的时候也很喜欢看纪录片，一边看一边就会激动得受不了，所以我一直想能够做个纪录片。 原来想拍得很长。因为创意本身就是纪实性的，所以片子最终也采用纪实的手法。给每个人物画一幅肖像画，你能看到这个人的情感、性格、愿望、感受、内心的东西。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是难像通常的广告一样。有些人会喜欢这类的，有些人喜欢那类的。这种个性决定你就必须有许多集，要给观众多一点儿选择，目的是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从中找到一点儿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这毕竟不是洗发水的广告，完全很唯美的。要让观众找到认同的地方，观众就更容易觉得这些人跟自己并不遥远。比如张艺谋说他偷书，有观众就说，唉，我也偷过呀！ 《星》：拍摄过程中有那些难度？ 顾：拍摄时最大的难题是对人物的把握，包括在你的实际生活中和别人的接触、交流，我一直觉得这是做电影的关键。如果你不能特别好地去把握生活和电影和他人的关系、你的生活开始离开普通状态的时候，你的电影就变得不好看了。 我们要选择既有鲜明个性、有强烈情感，又具有共性的人物。花很大的成本去拍摄，就是想在1分钟内再现一个有气息的、活生生的人，甚至是有缺点的人，但这肯定是一个可爱的、有魅力的人－－他有性格，有丰富的、特别的经验，能让我们感动；他的经验、感受、审美应该是今天的一种潮流，会影响许多人。当你喜欢这些人的时候，你就潜移默化地确认了这些观念。
《星》：一部40集的公益广告应该说以前还没见过。是策划之初就想一下子拍出40集，还是拍着拍着才发现非要有这么长呢？ 顾：原来就想拍得很长。因为创意本身就是纪实性的，所以片子最终 也采用纪实的手法。（这有点像）给每个人物画一幅肖像画，你能看到这个 人的情感、性格、愿望、感受、内心的东西。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是难像 通常的广告一样。有些人会喜欢这类的，有些人喜欢那类的。这种个性决定 你就必须有许多集，要给观众多一点儿选择。目的是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从中 找到一点儿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这毕竟不是洗发水的广告，完全很唯美的。 要让观众找到认同的地方，观众就更容易觉得这些人跟自己并不遥远。比如张艺谋说他偷书，有观众就说，唉，我也偷过呀！ 《星》：听说在开始拍摄时，你们尝试过用大广角、跳切等手法，但最后都放弃了，改用现在这种很平实的纪实手法，为什么？ 顾：其实最早的时候，想的就是既要有纪实的内容，又不要丢掉形式的魅力。但也遇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用广角拍，摄影机镜头就得贴近人脸，压迫感很大，他（她）会觉得不舒服，变成他（她）跟机器交流了。 你会失去一些核儿的东西。所以不得不妥协，你还得被内容左右。被迫，生活所迫（笑）…… 《星》：你喜欢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喜欢平常的家庭、平常的生活题材。《孔雀》也是你这种喜好的衍生吗？ 顾：对，作品可能都带有自己很多的喜好在里面，同样的剧本就可能有不同的拍法，所以作品可能有很多综合因素在里面。像小津安二郎，我觉得他的电影反映平常人的生活，但是他又能从普通的故事、普通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常之处，挖掘出很深、很震撼人的东西。 《星》：《孔雀》是否有你私人的记忆在里面？你是生在一个兄妹三人的家庭，《孔雀》是不是与你的家庭成长环境有一些关系？ 顾：关于影片和我自己的关系……并不是片中每件事情都是自己经历的。主要是剧本，与剧作家李樯本身有关系。电影里面所有的人物，以及人物的感受和经历其实和我们都是相通的。 《星》：能具体一点吗？比如做蜂窝煤、炸爆米花呀，是否有你私人的感情在里面？ 顾：比如说煤这个事儿吧。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做煤球、做煤饼，有段时间还烧烟煤，用的是风箱那样的柴炉子。我小时候还去捡柴、劈柴。为什么呢？我家也不是农村的，因为两个月供应一次的煤不够烧，夏天的煤攒到冬天也不够。所以我说相通的地方在这里：它和你的每一顿吃喝、生存、生计有关系，它还与你三个月或四个月怎么过冬有关系。你可以想象那时煤和人的关系。还有，电影那个时候处在文化变革时期，包括人对于贞操观念的变革——但依旧是，如果谁娶个女人，那个女人在新婚之夜被发现不是处女的话，这个家庭一辈子都很不幸，这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在那种情形下，电影中的姐姐为了她的理想，可以放弃这个。 《星》：你喜欢电影表现得比较平实、朴素，比较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电影最后你拿孔雀去点题，这种意象主义做派与你喜欢的小津安二郎导演的风格不一样。 顾：我喜欢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于是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做成他那样，做和别人一样的东西，毫无意义。我过去合作过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出了很多好作品，但我怎么可以和他们一样呢？况且我吧，我这个人比较杂，喜欢和别人有点不同，所以我想自己的作品还是做自己的，因为你想超越别人，第一也超不过别人，第二也做不成别人。
《星》：感觉你有着强烈的平民情怀。 顾：本来传奇的东西，写成传奇，这固然不错。而许多看起来平常的东西，但实际上蕴藏着传奇，我想，从平常司空见惯的东西挖掘出传奇来，是更不容易的事。我就是对小人物的生活怀有敬意。 《星》：《孔雀》上映后，有很多好评。但也有观众提出不同意见，片中“姐姐”骑车，后面拴着自制降落伞这幕戏，有很多观众觉得在那样的年代即使用上全家人的布票也不可能买到那么多布。还有观众提出建议，“姐姐”可以用五颜六色的床单来做降落伞，你能接受这样的建议吗？ 顾：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主意很好。但我想这个观众可以再看一遍《孔雀》。其实我是这么看的，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之前有一幕戏，姐姐躺在晾衣服的天台上，能够看到很多彩旗在飘，我觉得姐姐做降落伞的布料就是从那里偷来的，她偷了很多蓝色的彩旗。在那个年代的观念里，会觉得我这个人是国家的，彩旗也是国家的，也就是我的了。这对于姐姐这个理想主义的孩子来说，挺痛快的！ 《星》：片名叫孔雀，但是孔雀开屏的戏在片尾才出现，这一点也是被比较多的观众质疑的，认为比较牵强。似乎是专为“点题”而设？ 顾：这个场景是剧本本来就有的。我的片子也给王朔和田壮壮剪过，他们下手特别狠，基本都是在姐姐拿着西红柿哭那里就结束了。但我觉得我的结尾对整部电影来说是一个回归——无论你经历了什么，人生最后会回到一个常态。所以大家都平安地过着日子，然后一起来逛公园，错过了一次孔雀的开屏。起《孔雀》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觉得它挺不商业的，我之前也一直问自己：“一定要叫‘孔雀’吗？”，后来就想，先这么写吧，如果再有好的就换。后来发现这个名字很耐看。当然一部电影片名不需要一定点题，而它(电影本身)需要更开放，就像美国影片《大象》，整部影片看下来如果没有人点拨你还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叫《大象》。 主持人 ： 说说批评的，您听到的？觉得还能听进去的，或者特别不合理，或者是还一些可以听进去的？ 《星》：《孔雀》里的姐姐、哥哥和弟弟各代表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典型性格———理想主义的、现实的、悲观的。你在拍摄《孔雀》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是拍给谁看的？ 顾：我想《孔雀》的观众群还挺大的。第一类是年轻人，这个故事有三个主角，三个孩子，从他们的少年一直讲到结婚生孩子———这是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事情。不论在哪个时代，成长面临的问题通常相近，都会遇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都会遇到婚姻、爱情、性、生老病死……这是成长共同的话题，特别容易和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第二类是中老年人，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讲述的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故事。那些角色就像是他们的邻居、朋友、同学。 第三类我觉得适合一家人看———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文艺贺岁片。因为春节一家团聚，一定会聊起这个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孔雀》有非常朴素而深厚的家庭亲情，看完一定有特别多的话题讨论。 第四类是情人，我觉得它也像情人节电影，这个故事里有八个爱情故事，有惨烈的，有浪漫的，有迷茫的，有调侃的，有特别现实的，比巧克力式的甜蜜爱情更有味道。
《星》：对于分段形式的叙事电影，结构与节奏都非常重要，影片中一直是在以弟弟的叙述作为视角，但是弟弟这部分又特别单薄。目前对于《孔雀》的一些批评中，认为故事讲得不顺也不够，这是不是剪接问题造成的？ 顾：其实弟弟的段落是拿掉最多的，拿掉之后呢，就涉及三个段落的平衡问题，所以就拿弟弟的画外音来加强人物。 《星》：为什么在结尾时给姐姐安排了一个云南丈夫？ 顾：姐姐领女儿在动物园看孔雀时，女儿说这里的孔雀老不开屏，都是假的。我觉得这里头表现得挺明显的，这个孩子也是个叛逆者，对现实的叛逆者，她长大了肯定又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此，姐姐的回答是：爸爸老家满山遍野都是孔雀。你说理想主义就这么破灭了吗？我说没有破灭。 所以说，我特别想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些寻常的小人物，他们来去都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生命更坚韧，他们的生活过程也更苍凉，我就是觉得我对他们的生活怀有敬意。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记住那些英雄啊，风云人物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后来都成了神话。然而小人物他们的来、他们的走都不会留下太多记忆。 《星》：《孔雀》究竟有几个版本？我听说分2、3、4、7小时四个版本？ 顾长卫：有很多版本，因为现在电影剪接完一个版本就可以存起来。譬如结尾就有好几种：有孔雀开屏和不开的，也有孔雀的和没孔雀的，还有另外一个结尾是一家四个女人包饺子，四个男人搓麻将，然后背景会出现电视，唱《欢乐今宵》的歌曲，还有赵忠祥和一个女主持在那里说话，场景是83年春节晚会。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一些人去找弟弟，表现小人物生命无常的。但我觉得还是现在这个最好。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最开放的、最不写实、虚的一个，会让人的情绪舒服一点。还有段时间，有一个版本没有孔雀开屏，整个结尾感觉太灰了——生活中还是有美丽的色彩。 《星》：有人说《孔雀》太冰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离他们所憎恨的“庸俗”的生活，所有挣扎过的梦想都破灭了。 顾：持这样的观点，我那天看的报道都说特别年轻的观众，20多岁的小孩，我倒是这样像这样的电影，那个说法，我看主要是说两部分人不同的观众，一部分人经历过那个时代，年龄稍微大一些的，30多岁的观众都会觉得这个电影关于那个时代，关于那个时代亲情分寸的把握，朴素的是深情的。20出头也有不同的观点，说这个电影叙述的亲情太过凶狠，太多冷漠了。我对这个是有不同观点的，关于冷漠和不冷漠的，其实环境的不同，冷和暖是对比产生的，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那个时候人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信息量，这么多美丽的语言，这么多动听的歌声可以唱出来，可以说八卦、幽默这么多的事，可以有沟通。那个时候人生存还是基本问题的时候，见面说问你吃了没，你说吃了，或者说没吃，乍一听，现在见了谁说吃了没，觉得挺冷漠了，换在那个环境里面特别的温暖，跟人的生存有关联，互相的慰问。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星》：你从一个“大”摄影师做到一个“小”导演，这样的转变是为了给自己多一点表达的空间吗？ 顾：不是表达的问题……我不是有特别多想法，一定得痛快说出来那种；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更有趣一些，能更让我兴奋一些。 《星》：“这一次是你首次担当导演，是否料到《孔雀》将获奖？ 顾：“我有这个信心，这是一部有质感、真诚而且丰富的电影，说他‘丰富’，是因为片子中提供的信息量以及对人物形象丰满的刻画。有分量的东西是让人忘不了的，《孔雀》就是这样的片子。” 《星》：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 顾：“下一部片子名叫《立春》，某种程度上是《孔雀》的延伸，至于更远一点的未来计划，要走着看，顺其自然，如果有合适的东西就拍，如果没有，就继续做我的摄影。” 关于顾长卫 顾长卫基本上可以归入不善言辞的那类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那种语言逻辑感不强的人，我做不到别人那样说话一环扣一环，最后还能想起第一环是什么。”因此，在说每一句话时，他总是习惯停顿一下，似乎是在寻找最准确的表达方法或者最精确的词汇。但是，这种努力也并不是总能成功的。 不过，顾长卫应该还有另外的表达方式，一种通过摄像机镜头，通过黑色的、彩色的画面来传情达意的表达方式。因此，当我们脱离开我们过于依赖的语言时，就会发现，在那个虚拟的电影空间中，谁也无法抹杀他作为一位摄影家和艺术家的成功的。顾长卫拥有一个仅属于顾长卫的、绝纱的电影世界。 曾经有媒体这样评论过他：“作为摄影师，他和张艺谋、陈凯歌等一线导演频繁合作，是目前中国唯一获得过奥斯卡提名的摄影师；作为导演，他的电影处女作《孔雀》顺利入围本届柏林电影节并夺得银熊奖；作为男人，她拥有一个美丽、体贴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自称平凡人的人，往往有着不平凡的智慧，顾长卫就是这样一种人。 柏林银熊奖影片《孔雀》从始至终，都是蓝灰色调，没有明媚阳光，死气沉沉得统一表现得是导演的思维。拍到什么就是什么，摄影机的运动与静止之间更多承载的是主人公内心活动。太多的可能是顾长卫知道摄影师做导演容易重视觉造型，所以刻意的回避，表面上好像淡化了视觉方面的效果，而实际上几乎每一个镜头的角度、布局和用光，都是非常考究的。这种考究不是商业化的炫耀，外表也不是华美。镜头所展现的安阳古城，洋溢着淡淡的历史沧桑，有一种残破的美。深邃的小巷和斑驳的石墙，有着强烈的空间感，让人看到、感觉到小巷的里面和那墙的后面，曾经和正在上演着一个个或细微平凡或震撼人心的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