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徐张两家多年来的深厚交情，所以张大千刚从台湾“亮宝”后回到香港，徐伯郊便立即前去拜访。他想尽快把一个好消息告诉给张大千。 他断定张大千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原来，国内针对此时香港文物市场的情况特意成立了一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任务就是专为新中国收购国宝，尽量地减少国宝外传。而这个小组在香港的负责人恰恰就是收藏鉴宝的行家里手——徐伯郊。 果然张大千一听便高兴得一拍徐伯郊的肩膀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么多的宝贝要是都流失到国外去，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 张大千兴奋地踱着步，不禁对徐伯郊讲起了和徐森玉、张伯驹等人一起收购“东北货”时的那些往事。 “东北货”这个叫法是随着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满洲国”土崩瓦解后，由溥仪从故宫偷带到长春伪皇宫里的很多珍品瑰宝，落到了日本人之手，随着抗战结束，这些珍品瑰宝也随之在东北地区四处流散，所以被当时的古董商人称之为“东北货”。这也是国宝遭受的一次大流失。 这批“东北货”散落民间，让徐森玉、张大千等一批有识之士痛心不已，于是徐森玉与同任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的张大千、徐悲鸿、张伯驹、于省吾、邓述存、启功等人，联名向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派人赴“满洲国”长春去收购回这些文物，否则国宝流入国外，损失就巨大了。 马衡立刻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报告申请，但南京政府对此事并不太在意，也就根本不予答复。这使得一批不法文物商钻了空子，纷纷前往东北抢购，有的囤积居奇，有的漫天要价或卖往国外。这些现状让马衡、徐森玉、张大千、张伯驹等文物专家们嗟叹不已。 想当一个收藏家，首先得有钱，没有钱何谈收购？还得有精到、准确的眼光，否则真伪难辨，害人害己，除此之外还要借助机会，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既然政府不重视，故宫也没钱收购，只好依靠个人力量去抢救，于是张大千足足花了黄金1500两才得以购回那三幅精品，即《潇湘图》、《江堤晚景》和《韩熙载夜宴图》。为此，他舍弃了早就看好并已交了部分订金的一座前清旧王府。这套宅院面积十分宽绰，是三进的院落，有好几个独立的花园，还包括水池、假山、回廊等，是个相当难得的一处好宅院。但张大千觉得有这几幅画在手，胜过买十处这样的房产。 在收购“东北货”期间，张大千和老友张伯驹还有一个“让”画的小故事： 张伯驹也是我国著名的大收藏家，和张大千同是三四十年代名震南北的两位鉴定大师，两人私交甚笃，同任过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两人在收藏中都偏重于书画，但张大千在数量上稍胜一筹，而张伯驹在质量品级上则略高于张大千。张伯驹多藏宋以前的墨宝，张大千则多藏宋元以后的名迹。 当时有一幅隋代展子虔的著名绢画《游春图》，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绢画之一。张大千对此画心仪已久，特乘飞机前去观看，但他得知张伯驹也在积极筹钱买这幅画时，便立即退出不买，以免画商抬价。后来张伯驹为买此画，也是变卖了房产，又把夫人潘素的很多首饰卖掉才得以买成。 张大千得知此画已落到张伯驹手里后，非常高兴，说：“好啊好啊，收回来就好，我和伯驹的收藏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不想把画落入外国人手里，他收我收是一样的。”在这段收购“东北货”期间，张伯驹除收购了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外，还有唐代杜牧之的《赠张好好诗卷》、李白的《上阳帖》、宋朝范仲淹的《道服赞》等。 但艺术和生活之间，矛盾总是多于统一，毕竟生存乃是头等大事，更何况张大千是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人，他不能让一家人跟他漂泊无着。所以一旦两者真的产生矛盾，就只得考虑让这些宝贝再变成金钱以维持生计大事了。 对于这些曾视若生命的心爱之物，虽渴望和它们“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但世间聚散缘因果，岂随人意，“大风堂”所藏许多珍品也都成过眼烟云。好在张大千是个明白事理的洒脱之人，对于曾经拥有又无奈流走的这些珍宝，他认为“搞艺术，收藏画是为了画画，卖画也是为了画画。学好了本事，画出了好画，还不是同样的自我失之，又自我得之嘛！”只能用“曾经我眼即我有”来自我安慰了。 在印度的这一年多时间，已使张大千经济上相当困顿，马上面临还得重觅家园这件头等大事，安家需要的这一大笔钱，除了出让这些藏画外似已没别的更好办法了。 他在台湾亮出国宝级藏画，其意已很明显，虽然台湾方面不知何故毫无反馈，但他知道嗅觉敏感的收藏界会立刻开始密切关注的。 至于台湾故宫方面的没有反馈，张大千认为可能是出于经费的原因，毕竟台湾也处于刚刚修复建设阶段，经济条件还不是很景气。但这么顶级的藏画，如国家不收，个人又收不起，万一只能卖给国外，那可不只是经济上的损失了。 张大千自然也考虑过把画卖给北京的故宫，如果北京故宫可以收购的话，那岂不是物归原主，也是这几幅心爱之画的最佳归宿！但台湾故宫如果都存在资金问题，那北京的故宫岂不更难？
从心底讲，他当然是希望这几幅画能再回到故宫里，当初斥巨资收购，也是缘于一个中国公民的爱国之心，否则，也就失去收购的意义了。 而此时徐伯郊的到访，尤其是徐伯郊带来的国内已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消息，不禁让张大千又惊又喜。他没有想到刚刚成立还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能够如此重视文物工作，这不仅使他感到意外更让他欣喜感喟！ 徐伯郊总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一副绅士派头。 虽然他和张大千在许多方面都情趣相投，比如秉烛夜谈赏画赏诗赏古物，热爱游历热爱美食等，但惟独在穿着修饰方面与张大千的传统长袍马褂不同。徐完全是西式派头，讲究仪表。他比张大千小14岁，时年刚近不惑，正是精力大为充沛之时，举手投足间颇有大家子弟落落大方的坦荡、洒脱之气质。 难怪张大千每次见他都要赞他风流儒雅。 两人因交情甚谙，因此无话不谈。 张大千先是闲谈在台湾故宫博物馆所看到的一些古迹，然后便提到了自己所带的《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他直截了当地对徐伯郊说： “我已定下明年2月份去阿根廷办画展，顺便看一下那边的环境，如果合适就在那里安家,但现在手头确实费用紧张些，所以打算把这两幅画卖掉！” 徐伯郊也开诚布公地说：“小弟我正是为此事而来。郑振铎先生现在担任国家文物局的局长，他的情况想必兄会知道一些，当年家父和他曾一起在上海挽救善本。他是个行家，所以也就非常重视收购文物的工作，小弟因在香港工作，有些便利条件，所以他让我帮忙做一些工作。这段日子兄一直在外游历，因此还没来得及请兄指教！” 张大千爽朗地笑了，说：“小弟过于谦虚了，你的能力依我看还没几个人能赶得上哩！” 徐伯郊也笑了，说：“对了，郑先生几次在信中让我替他问候您，并一直想请您回国看看。” 张大千点了点头，诚挚地说：“替我谢谢他，我虽然和他不很熟，但也知道他是个很有诚意做事的人，他当文物局长是非常适合的。我很高兴国内能这么重视文物工作，很不容易……我虽然不在国内，但也自当尽力，请小弟把我的心意转达给郑先生。” “是啊。”徐伯郊接过话去，开始把成立小组的前后经过及成立以来所做的收购工作进展和张大千详细地讲了起来—— 早在1949年的3月，郑振铎刚一回到新解放了的北平，便联合北平文化界310名著名人士，一起发表了《北平文化界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宣言》一文，并想马上成立专门小组，着手进行整理和收集散逸文物的工作。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学者、编辑家和藏书家。抗战期间，他曾留居上海，与徐森玉等几位爱国同仁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期间的1941年年底，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郑振铎为了能继续开展工作，化名陈思训，伪装成文具店的职员，过了4年的蛰居生活。其间生活条件已很艰难，但为了节省下钱多收购一些文物，郑振铎宁肯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每天只吃面包喝白开水，也要尽量去收购文物，让他的夫人既心疼又无奈。 据说，毛泽东主席很欣赏郑振铎的爱国热情及才华，每当提到文物工作时，便对别人说：“关于我国的文物工作，可以去问郑振铎。” 此时香港市面的情况已引起不少外国有关机构、各类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的密切关注，甚至已有不少人携带巨款开始往返于香港和外国之间，伺机将这些重要文物据为己有。而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们更是异常活跃，哄抬价格，为这股本应截断引导回归的洪流推波助澜。 这种情况让已时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不禁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此时对香港的收购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必须马上付诸行动，但经费的短缺却让郑振铎大为头疼。他一边在自己管辖的文物局内立即拨出一些款项，委托在香港的徐伯郊先购回一些重要的古籍珍本，能买多少就买多少；一边把这种情况详细地汇报给中共中央政府，并结合当前的现状提出自己的想法：必须迅速成立有关组织和机构，着手进行整理和收集工作，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1949年6月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在中南海接见了郑振铎及有关人士，对他们高度尽责的工作态度表示了肯定和表扬，同时对下一步将进行的工作作了重要部署：由郑振铎安排相关人士，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1951年3月21日，由文化部名义正式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这个小组的收购费用。同时，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
国家在如此困难的建国初期，能这么重视和支持文物工作，这让郑振铎和同行们不禁深受感动，他们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经过细致地研究后，他们定下了如下的收购重点：“（1）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2）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3）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至于古器物，像铜、瓷、玉器等，除非十分必要的，皆可暂时不收。”(引自《郑振铎书信集》) 制定好收购任务和收购重点后，郑振铎思忖该由谁来具体负责这项艰巨而辛苦的工作。这个人选不仅得具备高深的鉴赏水准，还要有清正的人品，能够充分地信得过。 郑振铎觉得这个人选非徐伯郊莫属。 郑振铎和徐森玉本是老友，他对徐伯郊可以说是看着长大的，1948年徐伯郊在上海结婚时，他还特意赶去喝喜酒，两家渊源可谓知根知底。徐伯郊此时是香港银行界的高层，不仅有着出手阔绰、广交朋友、信息灵通的优越条件，并且本人继承其父衣钵，有着精深的古书画、古版本的鉴定知识，本身即是香港非常著名的大收藏家之一，由他担当此任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收购小组成员除了定下徐伯郊在香港挑大梁外，还另有沈镛、温康兰两人协助工作。 沈镛时任香港中国银行副经理，同时他也是该银行高级人员中唯一的中共党员，但他当时的政治身份是保密的。他与温康兰同志负责付款等事。 参与小组工作部署和安排的还有时任文教委员会主任、我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时任文化部长的著名文学家茅盾、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中共华南局统战部部长彰枫、广州市副市长朱光等，他们都给予了该小组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徐伯郊迅速开展工作，完成的第一个收购任务便震撼了国内外的文物界：被称为中国历代名书法帖中无上珍宝的“三希帖”之王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被成功地收回到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加上原有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三希帖”至今仍是故宫的镇院之宝。因为“三希帖”在书法界的价值实在太大了，是至今留存下来的唯一的晋代法帖。 说起“三希帖”的典故真是非同寻常。此三帖乃是乾隆皇帝之珍藏，据说乾隆获得“三希帖”后欣喜若狂，认为其“千古墨妙，珠璧相连”，特把自己居住的养心殿西暖阁取名“三希堂”，并亲自书写“三希堂”记文，以示此三帖的弥足珍贵。 “三希帖”本来一直都在故宫内收藏，却不料“伯远帖”和“中秋帖”被光绪的宠妃瑾妃携出宫偷偷卖给了故宫后门外一个叫“品古斋”的小古董商，后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名葆昌，是袁世凯管理私人财务的账房，袁曾将当时全国关税收入最多的九江关监督委交给他管理）买到了手，并随即请来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徐森玉去他那儿鉴定。 两位专家眼看稀世珍宝落入此等人之手中却又无力购回，不禁都懊恼至极。 解放后，郭世五的儿子郭昭俊携“二希帖”来到台湾，欲高价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因索价太高没有卖成才又转到香港。在银行作为抵押时，被徐伯郊发现，这才及时报告给父亲徐森玉和郑振铎。郑立即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同时让徐伯郊在香港做郭昭俊的工作，最后以35万人民币巨款收回此宝。 1951年11月5日，周总理就购回“二希帖”一事给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长马叙伦、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等人亲笔写信，特意作了详细的指示： 马副主任并王冶秋副局长、马衡院长并告薄副主任、南行长：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 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 听着徐伯郊充满激情地讲述，尤其是听到“三希帖”中的“二希帖”重又回到故宫时，张大千不禁兴奋地喊了起来：“好啊，好啊，太好了！”
徐伯郊笑着说：“大千兄这次从台湾过来，想必在那边的故宫里也看到了很多珍迹吧？” 张大千点点头说：“是啊，可要是两处宝贝合在一块儿就更好哩！” 徐伯郊也深深地点了下头，说：“应该能有那么一天吧！” 也就在那晚和徐伯郊谈完后，张大千毅然决定把《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这两幅珍宝卖给大陆。虽然他知道大陆的出价不会很高，比起台湾或国外博物馆会少很多，但他收藏的目的本身也不是为了囤积居奇去卖高价，国宝不流失海外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两幅画能回到北京，那岂不是百川归海、众望所归！ 就这样，这两幅绝世珍宝很快就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可谓物归原主，可喜可贺。但其中的经过，收藏界多年来却一直扑朔迷离，传言很多。其实经过很简单，这两件国宝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及张大千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帖、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东西，经张大千和徐伯郊“讨价还价”后，一共折价两万美元，等于是“半送半卖”给了北京故宫。 《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两幅画送至北京故宫后，曾在香港和台湾引起过各种猜测和议论；甚至事隔多年后，有一位叫陈传席的美术史论学者就以《张大千出让名画给大陆的真实内幕》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对张大千献宝有另一番的见解。 陈传席先生当年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书画研究员，他在文章中说：“张大千是否爱国我并无研究，不能臆造是否。但从他一方‘游戏人生’的印章和‘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一句诗词中也可见些端倪……事实胜于雄辩，他收藏的中国古代名画，除了个别的几幅外大部分都卖给了美国各大博物馆，原因是北京不可能出大价钱。” 纳尔逊美术馆东方部主任何惠鉴博士、堪萨斯大学美术史系教授李铸晋先生也都曾撰文称：“实际上，张大千一直想把《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卖给美国，但索价甚高，正在我们和张讨价还价时，美国政府因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军队接火损失惨重而大怒，下令拒绝中国的一切，也不许美国任何机构收购中国艺术品。我们不敢在本土再谈这件事了，看着好东西不能买又不甘心，所以专程派人去香港寻求机会，但最后还是让北京故宫收去了。”言外之意，如没有美国政府的干涉，国宝早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其实，作为一代宗师的张大千，人们对他“造假画”、“爱美女”等喜好一直存有争议，但这也正是一个艺术家真性情的一面，本也无可厚非。但唯独这“破坏敦煌壁画”和“倒卖国宝给洋人”两桩“罪行”为国人所难容。好在“破坏壁画”如前所述已基本澄清，但见利忘义倒卖国宝给洋人之说，半个世纪来一直有人披露指责，并国内外文字相互印证。看来也并非空穴来风。 对于这些传闻，作为经手人的徐伯郊多年来根本不置可否。他也不想去问张大千，因为张大千要真是为了钱铁了心要卖给美国，那也就不用这么低的价格卖给大陆了。即使美国方面暂时不收中国古画，以这两幅绝世名迹的价值难道还愁出不了手吗？ “张大千能把这两幅珍贵名画最终给了大陆，这是确确凿凿的爱国行为，我们又何必再去苛求其他呢？” 故宫博物院在收到张大千这两件国宝和十几件古书画后，有关部门便当即在故宫举行了“特展”，各界人士踊跃参观，一时之间轰动了国内外。 郑振铎还专为画展撰文，发表在《人民画报》上。之后不久郑振铎又在致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近几天来，收到的唐、宋、元的名画真迹极多，心里万分高兴。有的是向来不曾见之于‘著录’的，但最大多数还是溥仪携出故宫的东西……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人，大可有‘左右逢源’之乐了。汰尽伪品，独显真相，这是前人所未曾有的‘幸福’。而这‘幸福’，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实现了！” 其中里面有关敦煌的文物，国家文物局则拨归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极大地充实了该所库藏，对促进敦煌研究极有助益。因此，敦煌学专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曾充满感情地说：“张大千先生对于敦煌，有三大功劳：一是他把敦煌文物给介绍了出去，使全国都知道了敦煌;二是他继承和发扬光大了敦煌艺术的宝贵遗产;三是他把散失在外的一些敦煌珍贵文物，通过努力收集后又送了回来，这种行为确实是很爱国的！” 所以虽然传闻甚多，但事实胜于雄辩，张大千此举是爱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徐伯郊在促成这些国宝的回归更是功不可没。 这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工作历时五年，可谓硕果累累，大功告成，为国家抢救回数不清的珍贵文物，个中辛劳一言难尽却苦有所值。除收购了法帖至宝“二希帖”和张大千的几幅珍品藏画外，还收购回上海大藏书家潘宗周的宝礼堂宋版藏书约1088册。在运送时是由政务院专门出面命令铁道部，将这批书作为特件，派出专列由上海直达北京运回的。 据说当时有人提议用飞机运回时，郑振铎曾惊恐地连忙摇头大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万一飞机失事，这些书就完了，我们的国宝就毁了啊！”但想不到这位为国宝鞠躬尽瘁的藏书家最后竟真的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不禁让人扼腕痛惜。 有关藏书的收购，还有大收藏家陈澄中的海内孤本宋版的《荀子》、宋版的《韩昌黎先生集》40卷、《柳河东先生集》40卷等。其中《荀子》全书厚达20卷，是宋刻宋印本，质极精良。历代收藏此书的大藏书家都把它当成传世之宝，并秘不示人达数百年，就连明清时专门研究荀子的学者们都难以见到。 徐伯郊经过四年时间的努力奔走，终于劝动陈澄中把这批宋元善本共126种，全部卖给了国家。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 这批善本收购回来后的1955年5月28日，郑振铎在给朋友的信中高兴地写道：“从此，善本图书的搜集工作，除了存于台湾及美国者外，可以告一段落了。” 至此，收购小组按照当初制定的以“古画（明以前）和善本书”为收购重点的收购计划已圆满完成任务，除字画、善本外，还收购到一套古币，共计一万七千余件，是我国历代在各地发行的各种金、银、铜币，以及纸钞、纸版等。因币种全面，成为我国最完整的古币精品，也成为后来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基础藏品。
对于徐伯郊在几年中的辛劳工作，郑振铎在写给徐伯郊的信中曾深情致意： “许多时候以来，你替国家办事，迄今未支付分文，我们甚为不安。拟按月补送薪金，万乞勿却为荷。”但徐伯郊却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过是在尽一个书生的报国本分而已。这都是我应做之事，哪里还能要国家的钱呢！”而婉拒。 徐伯郊在香港几年间为收购国宝所辛苦奔波的一切费用，如车马费、交际费、邮电费等，不但没用国家一分钱，还把自己多年来所藏珍贵的宋、元版古籍善本和几十种明版的地方志等，也以极低的价格捐售给了国家。 和张大千的境遇一样，徐伯郊因长期居住在香港及国外，所以有关他的情况和他为祖国国宝回归行动中所做的巨大贡献，国内少有人知，甚至在国内还有一些不公正的讹传。 世事本来沧桑，人心更如海般深邃难解。好在这些国宝安在，是能够安慰所有人的唯一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