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11年1月8日始，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笔墨精神——中国书画的世界”在这座千年古都展出。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主要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创始人上野理一的藏品，他的儿子上野精一在1961年将这些作品捐赠给了该馆。上野家的收藏主要以明清书画为主，其中，碑帖和书迹有76件，绘画87件，在这些作品中，被列入日本“国宝”名列的有10件，“重要文化财”有23件。这次展览就是为了纪念捐赠50周年而举办的。此次展览分为“典籍的世界”、“法帖的世界”、“文人的世界”和“收藏余光”几个部分，全面展示了收藏于该馆的中国书画。 在京都这座千年古都的各个角落，珍藏了众多从12世纪初东传至日本的中国至宝，它们与这座古都同呼吸，共命运。在日本，除了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些庋藏中国书画的重镇之外，日本的中国画庋藏蔚为壮观，形成了庞大的公私收藏机构，这些都是日本近千年收藏的结果。 “古渡”与“今渡”高潮 中国画在日本形成两次收藏热潮，最早是12世纪至16世纪，在这一时期，通过公私贸易船，以禅僧间的往来为主体的中日交流日益增进，中国的各种文物流传到了日本。其中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要数宋元绘画。这时期传入日本的墨迹、绘画一般被称为“古渡品”。“古渡”绘画的核心是以马远、夏、刘松年、梁楷等画家为主的南宋画院诸名家的作品，以及在明清时期出现的类似宋元画的作品。另一部分是宋末元初禅僧画作以及大量禅师肖像画，现在，这一部分作品仅留存于日本。此外，由明州（今宁波）、杭州等地的职业画家制作的佛画，例如成套的“十王图”、罗汉图、“十牛图”和水墨观音等作品也是“古渡”绘画的一部分。除了来往僧人携带的途径之外，这些画作还经由宋元海上贸易的渠道辗转至日。 “古渡品”不仅与其它时期流向日本的中国艺术品存在时间上的差距，文化价值也完全相异。正如米泽嘉圃教授所言，“这些作品不但决定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且还形成了日本自身文化的特质”。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日本藏家极力寻求在这一系统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画收藏系统，并在这一收藏基础上，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收藏品和艺术品位。 在16世纪至19世纪间，传入日本的中国画一直没有间断，海上贸易是最重要的手段，一些画商购买中国画至日本出售。那些被中国主流收藏排除在外，不符合传统文人鉴赏口味的作品在日本却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崇高的地位，非常畅销，博得日本藏家追随。比如，被视为“粗硬”、“狂狷”的明代“浙派”作品，不被重视的晚明时期“吴派”作品以及流通于市的职业画家作品，鉴赏和文化的差异使中日形成了不同的中国画收藏体系。 20世纪初，中国遭受战乱，历经改朝换代之波折，大批中国书画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日本，在日本被称为“今渡”艺术品，掀起了中国书画东传日本的第二次高潮。清宫流出的书画为日本收藏打开了另一扇门，活跃于京都的中国学者兼画商罗振玉在日本宣扬中国文人书画收藏传统，得到画商原田悟郎和中国史专家内藤湖南的关注，在日本引发中国文人画收藏，改变了日本收藏状况。资本雄厚的日本藏家开始意识到，他们收藏的中国画存在巨大的空白，开始整理、检视日本的收藏，学习并仿效了中国鉴藏传统，收集与中国藏家大体类同的画作。一批文人画作品在这一时期得以成为流入日本的藏品。阿部房次郎、上野理一、小川睦之辅、斋藤董盦、山本悌二郎、藤井善助、根津嘉一朗等人逐渐成为实力雄厚的中国书画大藏家。而从清宫流入日本的精品不乏有传为董源的《寒林重汀图》、李公麟的《五马图》、传李成所绘的《平林远树图》等重要作品。 “二战”及之后，日本收藏的中国画也受到冲击，有的毁于战火动乱中，而因为日本经济萧条，文物价格大跌而流落到欧美各国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很多欧美藏家是从日本了解、介入中国古代书画，深受“日本趣味”和“日本化中国画”主导，开始在世界各地网罗中国书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