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东亚艺术:印度、中国和日本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9-14 13:28:21 |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艺术

与印度不同,中国的北方没有令人畏惧的高山的保护。广袤而脆弱的北部边境是中国历史的主题词之一,因为这里不断发生着各种影响和交流。在和平的交往中,中国、印度、中亚和波斯互通有无,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来自北方的反复入侵和征服也决定了中国思想和艺术的发展方向。

中国地貌的基本特征是流经其腹地的三条大河:北方的黄河以及南方的长江和西江。在传统上,黄河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大概从公元前5000年起,新石器晚期的文化群落就在黄河沿岸建起了定居点,但最新的考古调查在一个广阔得多的区域内发现了有玉器和陶器的新石器遗址,这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更为复杂但仍不完整的中国早期文化图景。我们现在只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目众多且各自有别的新石器文化似乎逐渐发生了融合。

形成期:从商到秦

中国历史的明确起点是商朝,商朝君主在黄河流域先后建立了多个国都作为统治中心。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宫殿和有城墙的城市的地基,而且经过挖掘,皇家陵墓出土了上千件玉器、漆器、象牙制品、贵金属制品和青铜器。这里的插图展示的是一个青铜斝 一种酒器。作为上层家族重视的贵重财产,青铜器皿只在宴会上用来盛装献给祖先的食物祭品。斝的每一面都可以看到最著名也最神秘的商代装饰纹样 饕餮纹,这是一种兽面或妖面纹样。它从凸起的中轴线向外翻卷的两个角和角的正下方瞪视的双眼清晰可辨。饕餮纹可能与萨满教,即通过动物与神界交流的习俗有关。鸟出现在饕餮纹上方的饰带里,器足上装饰着龙纹,某种动物蹲坐在盖子上。无论是否与萨满教直接相关,虚构的和真实的动物都是商代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形象。

公元前1050年左右,商朝被它西北方的邻居周国征服,接下来的800年是周朝的天下。这个时间最长的朝代的第一个300年平安无事,但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周朝治下的各国越来越不愿受约束、越来越叛逆,并最终陷入公开的战争。日益恶化的局势引发了大量关于稳定社会的组织方式的思考。大概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末、公元前5世纪初的孔子是当时的一个哲学家。他关于人的品行和公正统治的思想后来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

公元前221年,秦国战胜其他各国,首次将全中国统一成一个帝国。第一个皇帝,也就是始皇帝沉迷于长生不老之术。他的地下陵墓在他统一中国之前就已开工,一直建到了他去世。覆盖在墓葬本体上方的坟冢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但1974年一支兵马俑陪葬军队的意外发现才是20世纪考古史上最令人振奋的时刻之一。成千上万真人大小的陶俑 士兵、弓弩手、骑兵、战车驭手 排成队列,面东而立,因为危险被认为来自东面。它们在岁月的洗礼中逐渐褪色,只留下一身的灰蒙蒙,但它们刚刚做好时,身上都涂着栩栩如生的颜色,因为越逼真,它们才越能有效地保护身后往西大概半英里的皇帝陵墓。


 

儒家与道家:汉和六朝

我们所说的“中国”这个名称取自第一个王朝 秦。但中国的史学家们痛斥秦朝的暴政,华人则根据推翻了秦朝的那个朝代的名称自称为汉族。除了一个短暂的中断期,汉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6年一直持续到公元220年。在这几百年里,中华文化的许多特征逐渐清晰起来,包括儒家和道家这两大思想体系所具有的中心地位。

孔子的哲学体系是实用主义的,它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太平世界。人与人之间恰当有礼的关系是其关键,这一套关系的范围从家庭内部开始,向外、向上一直扩展到皇帝。汉朝的统治者将儒家学说定为法定的国学,并在此过程中将其苦心经营成一个宣扬人道与天道相关的宗教。

孔子竭力主张人们敬祖敬天(周代的神名),除此之外,他很少谈及鬼神之事。为了解答自然界之外还有什么这样的问题,中国人转而求助于道家。道家关心的是人生与自然怎样达到和谐。“道”是一种“方式”或“途径”。道是天道,是整个宇宙间流动的气。道家的目标是悟道并顺应天道,而不是逆天而行。第一部道家经典,即著名的《道德经》(“道及其力量”)成书于公元前500年左右,但组成它的材料要古老得多。

在文人中间,道家一直是一种哲学思想,但在大众的层面,它也变成了一种宗教;在此过程中,它吸收了许多民间的信仰、神祇和神秘主义观念,包括对长生之术的探求。图中这个香炉是在一个汉代诸侯王的墓中发现的,它刻画了道教中的极乐之地东海仙岛。仔细观察这座多山的岛屿,我们会逐渐看出险崖之中有许多微小的人和鸟兽,他们是已发现了长生秘密的幸运儿。嵌金波浪纹绕着底座形成一个个漩涡。熏炉里冒出的烟会把仙岛笼罩在缭绕的雾气之中,使它看上去更加超凡脱俗。

汉朝结束后不久,来自亚洲内陆的入侵者占领了中国北部,朝廷逃到了南方。之后的250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在北方,一个个国家 其中许多为胡人所统治 崛起又灭亡,而在南方,六个弱小的王朝相互更迭。对于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来说,道家哲学提供了一条避世之路。高谈阔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 这些都是适合疏远浊世者的消遣。尽管如此,严格强调社会责任的儒家思想依然被官方奉为典范,儒家题材也继续在艺术中出现。

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手轴(若要复习手轴的形制,请见118页)《女史箴图》(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Ladies of the Palace,),它被认为是4世纪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女史箴图》用图画解说了一套儒家的宫妃行为规范训诫,这里展示的是其最后一段,即女史司箴正在写下她的谏言。左方,两位宫妃飘然而至,见证了这一事件,她们的长袍在其身后优美地飘动着。这种使用均匀的细线、用色简单的画风是4世纪的典型风格。不存在任何背景,只有微妙的人物位置安排才暗示出了深度。


 

佛教时代:唐

佛教在汉朝时开始传入中国,那时就已有印度的僧侣取道丝绸之路来华。六朝时期,它越来越广地传遍了分裂的南北方。当中国在隋朝的统治下重新统一起来时,新皇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唐朝的第一个世纪里,几乎全国都信佛教,数量庞大的艺术品被生产出来,用于新建的成千上万座寺院、庙宇、佛堂。

在中国,最流行的佛教派别是净土宗,它得名于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图中是一幅立轴的局部,它描绘了一位菩萨将一个拥有当时时髦的丰满形体、衣着考究的小个子唐代贵妇接引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情景,出现在左上角的西方极乐世界被想象成一座中国宫殿的样子。身着华丽盛装的菩萨是中国人想象中印度王子的模样。他右手拿着一个熏炉,左手拿着一朵莲花和一柄白色庙幡。二人四周飘落的花朵象征着神圣和天恩。

唐代的佛教艺术品大部分毁于9世纪,因为佛教在此时被当作“夷”教遭到了短时间的迫害。一座不知用什么办法逃过了灭顶之灾的建筑是南禅寺。1400年以前的中国建筑少有存世,所以南禅寺虽然规模小,却是倍加地重要。与中国所有的大型建筑一样,南禅寺也是被一个石台托起到地面之上的。顶部有斗拱的木柱承受着屋顶的重量,屋顶铺着瓦片,有宽大的挑檐(若要复习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请见317页)。屋顶的缓坡将我们的视线向上引向屋脊,屋脊上有两个向上卷曲的鱼尾饰,它们象征性地保护着建筑免受火灾。

同样的基本原理和形制被中国建筑师用在寺院、宫殿和住宅中。将这座可爱而且结实的寺庙放大100倍,我们就能想象出唐代多层宫殿的壮丽,正如画中的菩萨,如果其数量增加到几百,我们就能想象出唐代佛教艺术的骄傲:那些已消失的壁画。

山水画的崛起:宋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再次陷入分裂,但很快就被宋朝的统治者重新统一起来。宋代艺术家继续为禅院、道观创作作品。在这些环境里,雕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寺庙的戒坛由安放在平台上、有围栏保护的部分佛教神祇的雕像组成。大型寺庙的参观者会发现,在寺内,天界的全体神仙 佛、菩萨、次要神、护法神和其他天神 都被雕成了真人大小的雕像,它们的排列方式反映了天界的等级。

中国人特别喜爱观音菩萨。身为南海观音,他被认为居住在一座高山之巅,专门为渡海之人提供保护。这尊色彩鲜艳的镀金彩绘木雕刻画的是仙山顶上的观音。他左腿垂下、右腿支起的坐姿叫半跏趺坐,这种姿势与他的高贵气质很相称。他在其戒坛上时四周应有随从,以凸显他的崇高地位。他衣服上的垂饰给这沉静的雕像平添了生气,菩萨慈悲的目光就像平静的风暴中心,把我们从大海和生活的灾难中拯救出来。

我们不知道是谁以如此精湛的技艺雕刻了这尊观音像。中国的艺术观并不关注雕塑和建筑,它最重视的是“毛笔艺术”,即书法和绘画。为了保存到后世,画作往往需要进行复制。我们是通过宋代的摹本才知道那么多唐代名画的,比如张萱的《捣练图》。唐代被后世的作家视为人物画的鼎盛期,宋代的摹本帮助我们了解到了其中的原因。至于宋代的画家们自己则在山水画方面给未来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大气的山水画风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成的创造,这里选印了他的《晴峦萧寺图》(A Solitary Temple amid Clearing Peaks)。李成是在10世纪初山水画刚刚成为一个独立画种时前辈们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在他的手中,他们曾经探索过的元素 散点透视、水墨、立式画幅、流水、缭绕的雾气和以高山为高潮的构图 凝聚成了一个和谐、博大的新整体。画中通常会有让我们走进去的小路,有跟我们融为一体的人物。我们和左下方的骑驴旅人一起进入画中,穿过简陋的桥,来到一个小村子,村民们正在聊天、走动。再往上,只露出一小截的梯道把我们带入了中景处的寺庙。但对于我们可以爬多高,通常也是有限制的。薄雾隔开了中景与背景中突兀而起的高山险峰。到了这里,我们只得转身离开。向后退时,我们看到了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整体状态:大自然的全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卑微地位。但在这片自然风光之中,我们似乎发现了一种有序原则,我们的地位虽然渺小,却与之协调一致:寺庙高楼挺拔,山峦延续了这一向上之势。

李成关于大自然受制于某种更高的力量、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显然是对道家思想的呼应。事实上,一些艺术史家认为,这类画作的内容最初可能被理解成道教仙岛。但我们也可以用儒家的视角来看此画: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秩序,即皇帝高高在上,群臣环侍四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佛教的眼光,将它看成伟大的榜样:佛陀与胁侍菩萨。


文人及其他画家:元和明

在宋代,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发挥影响 文人。文人是一个为了吸收最优秀的人才为政府服务而设计的考试制度的产物。为了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考试,考生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学习,而考试则变成了通往政治权力、社会特权和财富的大门。但文人并不学习像行政管理这么实用的知识。他们所受的教育来自经典的哲学、文学和历史著作;其目标是培养儒家理想中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头脑清醒、举止得宜的君子。文人的其他才能可能还包括写诗、练书法。在宋代,他们还对绘画感兴趣。

文人画的理念是在宋廷考究、高雅的氛围中形成的。但在宋之后的元朝,文人与政府之间产生了裂痕。元是一个由征服了中国的中亚民族蒙古人创立的外族王朝。蒙古朝廷依然像中国以前的所有统治者一样支持艺术,但文人们认为与这个朝廷有关的一切都是不合法的。他们自视为中华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这个时期的四位文人画家被后人称为“元四大家”。一个是黄公望,第四章选印了他的《富春山居图》。另一个是倪瓒,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清丽、萧索的《容膝斋图》(Rongxi Studio)。作为文人画的典型代表,《容膝斋图》是纸本水墨作品。鲜艳的色彩和绢帛都被认为过于做作,匠气太浓。此画的笔法简淡、纤柔。与李成的《晴峦萧寺图》中精描细画的寺庙相比,倪瓒的小书斋简直像个孩子。与大多数文人画家一样,倪瓒声称自己的画只是为了自娱,他根本想不到要画得逼真得让人信以为真。同样重要的是倪瓒亲笔所书的款题,它说明了此画是何时、如何、为谁画的。文人画家一般不会出售自己的作品,而是将其免费地互赠,以表示友情或报答恩情。他们的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款题,有时还会题上一首诗。在他们看来,书画同源,因为两者的用笔都能显示个性。

实际上,书法是文人推崇备至的一种艺术。这里的例子是文人赵孟 所写的一封信的一部分。这类信件的内容都被认为无关紧要(这一封是感谢一位僧人为赵孟 过世的妻子举办了法事),人们欣赏的是笔迹本身的视觉风格。红色的部分是印信,即私人钤印。按照惯例,赵孟 在落款后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这里看到的这些印属于几百年间收藏过这件珍贵的名人墨宝的多位藏家。

到了明朝,汉族统治者重登王位。在本朝以及接下来的清朝,文人画家的理念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人关于艺术的书写几乎完全集中于此。当然,这些作者本身就是文人。事实上,文人画只是当时众多艺术门类中的一种。

以宋晚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大城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富有的中产阶级赞助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活动圈。由于自己的作品有了这些新的销路,大量职业画家在宫廷之外拥有了兴旺的事业。最受推崇的明代职业画家仇英生活和工作在南方城市苏州。就连文人也敬重这位出身贫寒、英年早逝的天才画家:他对艺术史的了解不亚于他们,他能模仿任何一种古代风格,他的品位无可挑剔,他的才能毋庸置疑。没有一个文人能应付像《金谷园图》(Golden Valley Garden)这样需要无比细致小心的作品。主人待客的主题可能出自文学作品,画本身则可能是悬挂在某个富裕人家的会客厅里的。在一个置身于假山、树木、牡丹、孔雀之中的花园凉亭的入口,两名带着仆人和乐师的男子极其庄重地互致问候。他们一定牢记着孔夫子的教诲:“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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