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毕武英 藏家朱绍良给人的第一印象更像一位学者，而他自己在收藏之外，也将很多精力放在写作和讲课中，他向记者介绍说，把自己多年的收藏经验变成文字，是对知识的梳理和再次确认。 因此，当他和记者聊起即将到来的2012年秋拍的时候，比别人多了份文人的情怀。 朱绍良认为，虽然今年整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好的拍品并不多见，但一旦露面，必定以天价成交。“收藏重要藏品其实和经济形势没有太大关系。民国时期，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卖到了几百两黄金，‘七七’事变时，张伯驹买《平安贴》也花了4万块大洋。这些在当时都是天价。” 朱绍良向记者介绍说，自己的收藏原则是，“古人藏什么我藏什么，近现代人藏什么，我藏什么。”因此，古代书画在朱绍良眼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它们价格比较坚挺，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代表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朱绍良说，藏家买到宋元时期名家的画，国家一定会拿着不菲的征集费用等着接你的下一棒。“相反，国家各个博物馆不会拿着这笔钱买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因为后者在市场中太多了。” 对于近现代书画板块，朱绍良认为能够称为大家的仅4人而已——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和黄宾虹。“齐白石作品有自己的独特性，笔墨用到极致，然而即便这样，齐白石依然认为自己和古人相比不算什么。在石涛面前，他称‘焚香愿下师生拜’，在徐渭、八大、吴昌硕面前，他说‘情愿三家门下转轮回’。”朱绍良说，齐白石都有如此自知之明，现代的“炒家”却连这样的“自知”都没有，只要手中有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作品，一定要把价格炒上去，有时远远高于古人作品的价格。 朱绍良还说，近现代书画板块中赝品不少，比如市场上有6万张徐悲鸿的画，可能只有6000张是真的，但是现代人通过办展览、出画册等一系列手段，把这些赝品洗白了，使李鬼变成了李逵。面对赝品，朱绍良认为，真正具有鉴定能力的是市场中的精英，而不是画家本人或者家属。“曾有藏家请一位已故知名艺术家的儿子看画，该艺术家之子一看就断言该画并非自己父亲所作。孰不知其实自己早些年已经为这幅作品开具过真迹证书，当这位藏家拿出艺术家之子亲笔写的证书后，他羞得无地自容。”朱绍良说，这样的例子在收藏圈并非个案。 在朱绍良看来，和古代及近现代书画相比，当代书画几近末路。“黄宾虹曾经说过，康熙之后就没有中国画了，也就是四王吴恽之后，中国画后继无人。而康有为更加苛刻，他认为从元四家之后，中国画就消失殆尽了。如今当代水墨画家，有些连基本的繁体字都不会写，握笔方式也不对，怎么能画出传统中国画的精髓来？”不过，在当代水墨画家中，朱绍良认为黄胄继承了中国画的笔墨基础，他的精品之作的确精彩。 而对于瓷杂板块，朱绍良说：“目前明清官窑器丧失了市场的动力，原因在于抛盘太大，这两年梅茵堂、张永珍、胡惠春的藏品相继推出，一下子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明清官窑器，未必能全部消化。而一些买瓷器的大藏家，比如欧柏龄，年事已高，基本不会再买，还有天民楼的葛师科，买的器物年代最晚的也是乾隆以前，他也不会再买了。”虽然明清官窑瓷器价格下跌，但朱绍良介绍说，令市场欣慰的是，高古瓷价格开始上升，比如今年春天在香港成交的那件以两个多亿成交的宋代汝窑。“不过内地受到政策限制，这类瓷器并不能进行公开交易。”朱绍良还向记者透露说，在今年秋拍之后，会有一件比春拍那件宋代汝窑还要好的器物出现在市场，价格也将远远超出前者，“这件器物不仅是个完整器，而且还有造办处档案、陈设档案，有乾隆御制诗记载，还包括雍正年间的记载。” 而对于今年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在香港设立分公司，朱绍良认为把原本一个市场分成两个，“内地拍卖市场应该获得的收益和权益，拱手让给了香港。”朱绍良不客气地称，“我们1949年公布的文物法，是限制1949年之前的东西出境，而不是限制其入境。现在的海关法和文物保护政策发生冲突，前者限制文物入境，而后者又鼓励回流。这时法律就应该修正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