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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博物院的故宫（1925年以后）
故宫博物院的创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是对复辟势力的一次致命打击；其二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
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的统治，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还暂居紫禁城内廷，这一住就是十三年。不仅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且继续使用宣统年号，并享受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之礼遇。逊清皇室在北洋政府的庇护下，不断进行与民国政府法令相抵触的活动。1917年张勋复辟破坏共和的闹剧，便是其中的一幕。1924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完成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接着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成立图书、博物馆筹备会。在点查过程中，清室遗老及保皇怀旧军阀、官员的阻挠与破坏从未停止。发现的溥仪与内务府大臣金梁、保皇派头子康有为的密谋复辟的往来信件，使人们进一步看清，冯玉祥将军驱逐溥仪出宫是正确的，因为只要溥仪还住在清宫内廷，逊清遗老、旧臣和保皇党人就断不了复辟的念头。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善后委员会认为，应迅速成立博物院，使清宫善后之事成为公开局面，才能杜绝清室方面的复辟妄想。根据图书、博物馆筹备会完成的筹备工作，善后委员会决定于1925年10月10日举行故宫博物院成立典礼。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这当然是颇有用意的。在成立大会上，曾任摄政内阁总理的黄郛致词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执行驱逐溥仪出宫的警卫司令鹿钟麟说：“大家都听过‘逼宫’这出戏，人们也指我去年所作之事为‘逼宫’。但彼之‘逼宫’为升官发财，或为作皇帝，我乃为民国而‘逼宫’，为公而‘逼宫’。”人们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在这一天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深意。把博物院与民国等同起来，既说明博物院的意义重大，也表示了要象保护民国一样保护博物院的决心。
博物馆是以文化教育为目的，收藏、研究、展示和保存实物的机构。19世纪下半叶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中，有识之士不断提倡引进西方类型的现代博物馆，作为“开民智”的重要措施。由于办博物馆被视为“新政”之一端，遭到清政府的反对。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将紫禁城这座昔日帝王居住的宫苑禁区，变为平民百姓可以自由参
观的场所；将作为君主法统象征和仅供皇帝观赏享用的珍贵文物，变为全民族的共有财富。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就制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博物馆的法律，后来又颁布了《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这两份文件在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博物院已由草创走向成熟，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
故宫博物院以其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珍品名扬海内外。但是，由于故宫博物院是在反对帝制复辟的背景下成立的，反对封建主义又是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因此，如何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就是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一个问题。在一个较长时期，故宫博物院被定为艺术类博物馆，人们相对重视的是故宫的艺术品。故宫古建筑，因是封建帝王的皇宫，虽然在维修保护上作了很大努力，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文物藏品，看重的是传统的铜、瓷、书、画等，不少宫廷遗物被当作非文物作了简单处理，例如处理宗教画；拆毁乾隆年制的八旗甲胄卖铜钉、革；而清代2万多幅帝后书画作品，也是没有当作文物对待的。为了适应展览需要，或因其它原因，撤除一些殿堂的原装陈设或改造其内部格局，例如皇极殿、奉先殿的室内原状陈设被撤除并处理给另外的文物单位，乾清宫东西侧的端凝殿、懋勤殿、上书房、南书房等地方的室内原状皆被拆除等。1959年，更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在处理反封建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上，是有教训的。
《古今图书集成》（清）陈梦雷等初篡。这本大书，仅印刷60余部，现今完整存世者已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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