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评”的概念包含了“评论，评价，评判”，但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批判”。“批评”固然有“否定性”“批判性”的特质，但那远远不是“批评”的全部。批评更重要的部分或者使命，是用一种独立精神、理论依凭对一事物进行的有价值的深层的分析与评述。而在艺术的批评活动中，“在美学家对艺术和艺术批评进行哲理性思考的词汇中，在艺术批评家的语汇中，批评通常是指一个范围远比单纯地作出评判的行为要宽泛得多的活动。”莫里斯·威茨说：“批评家在批评时，会做四件事中的一件，或一件以上：他们对艺术作品进行描述，他们要对它进行评价，他们还要对它进行理论概括。有些批评家主要是从事描述性的批评；有些批评家虽然也进行描述，但主要是为了加深他们的阐释；还有些批评家要同时进行描述，阐释，评价和理论概括。”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家所做的事情，至关重要的就是面对艺术作品时如何言说，这种言说应起到使作品打开的作用。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作为观看者，评论是在最初的对某个作品的模糊观感的基础上，对作品系统的、理性的、更深入的解读。
随着当代艺术的不断升温，艺术批评也在不断升温，并且不断泛化和扩大化。民间杂志和互联网都对艺术批评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艺术批评的范围和疆域不断扩充，艺术品批评，艺术思潮的批评，艺术流派的批评，艺术展览的批评，这些似乎都不再是批评的重点，反倒是，艺术与市场，艺术与媒体，艺术与资本，博览会和拍卖行，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批评家都变成了算命先生或老中医，不断地给中国的当代艺术把脉和进行预测，而他们不约而同的诊断都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过热”，经济危机是“退烧药”，中国的当代艺术会退烧会冷静会回到理性。艺术家开始回到画室，开始思考问题，由于他们“迷途知返”，所以批评家得出一个很可笑的结论：艺术要重新洗牌了。
除去艺术与资本的话题，批评家们不断地制造着一个个焦点热门话题，从“王吕之争”到对高名潞的“意派”群起而攻之。在我们越来越体验到网络为艺术批评提供了一块自留地，在上面播种民主与自由的快意的同时，我们是否会对其进行必要的反思呢？
我们的艺术批评是否越来越娱乐化、媒体化了呢？批评家所做的事越来越接近于表演，批评家也越来越像演员，网络就是个戏台。他们最擅长演的角色就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英雄人物，还有就是正义的捍卫者。因为这样的角色会得到国人的宠爱。在媒体上的表演，是一种内在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一种对自我关注度的期待，而这种关注度足可以影响到其存在的名利指数。它们成正比例关系。每个批评家都有一种野心，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有占有欲、控制欲和理想抱负的批评家，而艺术史的席位则是他们为之不懈努力争取的席位。还有我们的媒体和民众也在极力促使批评家走向表演之路，我们的大众包括艺术界的各色人等，他们所热衷和希望看到的，也恰恰是这种带有娱乐性质的议论纷纷，而不是严肃的带有研究性的文本，媒体于是正迎合了民众的这种需求，于是就会有网络批评熙熙攘攘的此情此景。
迈克尔·范戈德说：“正如每一位批评家所知道的，写一篇言之有物、表示赞许的评论要比一棍子打死艰难得多。”而我们的艺术批评往往是两个极端，一端是“无边的吹捧”，还有一端就是“一棍子打死”。至于“无边的吹捧”大家已经讲述很多了，关于“一棍子打死”倒是我们要深思的，比如对“民族符号”式的作品的批评，似乎在国外走红的当代艺术都有此嫌疑，都被打入“取悦于西方人，用民族符号做艺术”的大帽之中，但是批评家们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甄别，如果运用得好，能做出有力量的作品（比如徐冰的《析世鉴》），民族符号或元素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在西方人对中国进行着东方学的幻想的同时，中国人也在作着西方学的美梦。
“一棍子打死”式的批评，往往是一种粗糙的批评的表现，和许多搬用大词和生硬概念的批评家一样都是通病。具体的，而非泛泛的，言之有物的、深入的批评才是我们所期待和需要的艺术批评。
我想艺术的演进，是需要理论的推动作用的。艺术批评的方法和导向其实直接会影响到艺术的进程和建构，那么建立起一种良性的批评环境就是非常必要的，对艺术本体的有建设意义的评论和探讨更加重要，因为艺术的发展要靠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艺术品的“释放”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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