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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要看到这种颠覆性在以“男性中心”文化为主流的社会里，只能起到逐渐和局部地改变一些陈腐习规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确实还不可能做到全面的“男女平等”，所以独立于已有标准之外的新标准还难于建立，而且任何标准一旦萌生，立即会面临挑战。这就是“双重性”的含义，我们既在已有的“好坏”标准里用身份和性别意识进行抗争，但又不自觉地受到“好坏”标准的影响。但即使如此困难和充满困惑的对艺术作品进行评价，也比不经思考地按陈腐的观点进行评价有价值，起码，反思性的判断使人类的艺术有了新鲜的活力。既然任何体系和标准都可以受到质疑，而任何体系都要经历挑战和变异，那么，在当代文化语境里强调性别意识，就具有积极意义。从另一方面看，“艺术只分好坏，不分性别”只是一种“理想”，“好坏”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在“好坏”这一短语的背后早已隐藏着太多不属于“好坏”的内容了，在使用“好”与“坏”的时候从来都遗留有很多遗憾。
“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实践品格，和它产生的背景、原因紧密相关，那就是对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思考，以及为改变这种现实而采取的行动。它的目的是要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实，所以，它的一系列的提问和回答都有鲜活的现实内容的回应，而不只是在书斋里“冥思”。“女性主义”理论是在现实的挑战和回应中产生和发展，因此它何以有如此丰富的包容性以及锋利的批判针对性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种群都有不同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也在经受不断的挑战，那是现实问题的挑战，包括由现实引起的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挑战，而且就因为“女性主义”的实践性使她面对现实而不是形而上的问题作出回答，所以存在着许多悖论和矛盾。这也使得“女性主义”理论具有反思精神，尤其对自身已有的的理论进行反思。唯此，女性主义理论才富有活力，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但是，“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决定它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批判，否则就是别的什么理论，而不是“女性主义”理论。这是“女性主义”的实践品格所决定的，而这种品格是社会的存在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承认不承认“女性主义”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对男女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否存在的判断，而不是对问题程度的判断。比如你觉得印度人烧死缺少嫁妆的新娘，而我们从不烧死新娘而只是溺死女婴，问题比印度要小得多，所以我们不需要“女权主义”。
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这个社会两性之间并不存在不平等现象，那当然会得出“女性主义”要针对的问题是虚幻的假问题，“女性主义”是无理取闹的结论；或者认为虽然社会男女两性确实存在不平等，比如在基本的生存权力上女婴的比例减少到将令社会不稳定的数量；或者在各级的决策层男女不成比例；或者社会资源的分配比例上女性的占有率较小；或者家庭暴力中的主要受害者仍然是女性；或者乡村失学儿童和文盲中仍然是女性比例为高；或者外国人领养的中国婴儿绝大部分是女婴……这些都是毫不足怪，理所当然，进而推导出只分能力强弱不分性别（艺术“只分好坏，不分性别”）的思想方式，也会得出提倡女性主义就是反现实秩序的另类，绝对不予认同的结论。而对这种性别偏见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身为女性遭受不平等待遇，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力求寻找这不平等根源并且努力去改变现实处境的人们，会认识到只要人们的习惯思想仍然是“男尊女卑”，男性社会仍然以绝对的控制权规定女性的存在方式，那末，“女性主义”思想和立场就仍然有效，仍然具有批判的力量，并且成为她们奋斗的动力和目标。
中国社会和历史，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妇女的发展和生存，有自己的问题特点，所以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实践有她自己的目标和成长环境。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不应该为了“迎合”男权的“自尊”，或者为了从他们的“怜悯”中得到残羹冷饭而贬损自身。既承认“技不如人”，又满怀怨愤，既想迎合讨好，又觉得委屈，这种中国传统妇女精神中的负面性在“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还有待于充分揭示。在今天，女艺术家和女批评家的精神状态仍然需要补上“五四”有关精神解放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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