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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美盲
吴冠中现在愤怒的情绪还很多。他记得有个作品叫《天光化日提灯觅人》，写的是一个哲学家的故事。白天提个灯满街找，人问“找什么呀”，他说“我找人啊”，意思是说人都是虚伪的。
《新周刊》：你提到美盲的问题，我还想与你探讨一下。
吴冠中：知识与文化没有直接关系，我在农村遇到的都是农民，画的都是庄稼地。住在老乡家里，画完之后就搁在老乡门口墙上，大娘大嫂都来看画，我那个时候的画是具象的，能看出来是什么东西，这是首要的。但是我在里面进行了美的加工，是重新组合过的。有一次题材是高粱，我画得很不好，心里很别扭，拿到老乡门口，老乡一看，说“很像”，但是我觉得我欺骗了他们，我画得不好。
另外一次，我觉得画得很满意，达到了我想象中的效果，老乡一看，就说“很美呀”，而没有说“很像”，这个区别很明显了。不美的他会觉得“很像”，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啊，但他能感觉到美，他们不是美盲。相反有些高级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专长，但是美丑不是很清楚，我有亲戚是高级医生，但你到他家里一看，陈设的工艺品啊，很丑！
美是需要熏陶的，我们这方面的熏陶少，所以美盲就多。朱光潜讲美学，并不能提高大家的审美，必须要博物馆和各方面环境的熏陶。在国外，博物馆很多，学生经常到博物馆里去上课，他们的审美水平毫无疑问比我们要高。
《新周刊》：你说过一个作品的好坏一是看它情感的真伪，另一个是情感的素质。
吴冠中：虚张声势、装腔作势的不是好作品，你能看出它是真情还是假意，还是“鬼画桃符”。梵高的画，比如《向日葵》，他画的向日葵为什么不同，完全是激情在里面，那个激情不是学来的。在我看来，他的向日葵是很多肖像，一群头像，他画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物，是他的情在里面。
国家不应养画家
《新周刊》：你的画以前是放在田间地头，现在是放在画廊里，这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
吴冠中：我在法国看到蒙马特高地那些画家的命运，现在老了，看到中国经济好起来，穷画家也都起来了，尤其是一批进不了体制的画家。我的立场是，国家不需要花钱去养画家，从美国到俄罗斯，全世界没有养画家的，我们花那么多钱来养画家，养出来还可以，要是养不出来呢？
《新周刊》：可你也享受着这样的待遇啊！
吴冠中：我是靠教书生活的。过去的画家都是有别的工作，艺术本身没有职业，诗人没有职业，社会不需要诗人。艺术是苦难，它要掉眼泪。悲剧往往是想哭没有哭出来，看了以后，感觉都哭出来了，所以鲁迅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艺术往往是你内心的冲动，使你不得不走这个路，不是从小就上少年宫培养出来的。小孩子一般都喜欢这些，但不要以为这样就都是天才了。
《新周刊》：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我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激进派，怕老年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感觉你老了反而更激进了？
吴冠中：是这样的。这种激情迸发更多的是一种天性，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说真话最深的感受来自鲁迅的教育，一辈子的鲁迅情结。中国没有鲁迅，这个国家骨头要软得多。所以我讲过很狂的话，齐白石是大画家，我说过“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当然不好比，但我觉得齐白石少几个对于这个国家关系不是很大，但没有鲁迅，这个民族的心态就不行。
《新周刊》：我对《吴带当风》一书里的《温馨何处》一文印象深刻，“如再赐我一生，仍选了这苦难的艺术生涯，我不该结婚，贻误别人的温馨”，你认为艺术必定是苦难和孤独的？
吴冠中：这个是很矛盾的，比方说我的老伴，我们感情很好，后来我在艺术里走远了，她就不理解了，比如我画了一张画，当时很高兴，第一个观众是她，叫她来，她可能正在忙别的事。夫妻之间关系是很好的，但不是知音，基本上都这样。
坐在吴冠中身旁的老伴听我们聊。提议吴冠中和老伴合个影，吴冠中牵着老伴的手说：“在我眼中，她现在就像个娃娃一样。”吴冠中在《病妻》一文里写到：“人必老，没有追求和思考者，更易老，老了更是无边的苦恼，上帝撒下拯救苦恼的种子吧，比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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