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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术背景分析
其实，价值观问题，包括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形象问题，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的。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发展历史看，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艺术界就开始出现了关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当时的讨论，早已大量涉及到身份认同的问题，价值认同的问题，以及中国艺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自己的形象，等等。身份认同的背后就是价值归属的问题。所以说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的问题，在十几年前，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中间就已经包含了很多理论上的思考和争论。[⑥]
当然，当时讨论“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在艺术界的主要缘起是因为中国艺术家开始受邀参加各种国际性的重要艺术展览活动，而从更加广泛的社会整体层面来看，其主要缘起是媒介的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即网络宽带等信息化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当代大众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如果说，十几年前开始的讨论，起初还透露着各方面人士的担忧和焦虑的话，那么，今天这样的话题重又提起，就不再简单地是围绕着要不要参加国际展览活动，或者更大范围讲不再是围绕着传播媒介的合法性和技术性层面纠缠不清了。我们大家现在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出国参加展览，我们也都在使用并享受着这些媒介技术，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使用新出现的各种媒介和技术进行艺术创作。面对这些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又勾起了我们这样的话题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打造”出一种可以辨识的艺术象征形式或者说国际形象呢?这种形象能够被有组织地设计出来吗?如果能够被设计出来，它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呈现呢?
当艺术媒介、语言、风格和形态不再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优劣高下和相互交流的屏障的时候，决定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和异质性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看来，我们缺少的是“文化软实力”，也就是超越科学技术甚至超越文化媒介形态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即文化艺术内在的精神、内核上的品质。而从文化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术语表述出来，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符合当代艺术实践的“方法论”。而个别学者更是将这种缺乏提升为尚待证明的“价值观”的高度，并且拿出的“灵魂”论来比喻。[⑦]
正像十几年前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争论那样，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问题被一些学者多次触及甚至被个别学者反复提出，从问题提出的逻辑方式看，其实依然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把非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以及非中国的个人或组织机构，所发生的支持、展览、购买和拍卖中国当代艺术的行为和活动，对象化、异己化甚至妖魔化。在这些学者的潜意识中，非中国的当代文化现象、个人或者机构组织，作为中国的“他者”，有其强势的“国际形象”、“方法论”、“价值观”和“灵魂”，正是这些后者决定了非中国的当代文化在今天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因此，今天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若想超越非中国的其他当代文化，或者要与其他文化平起平坐，就必须自主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灵魂”。我们可以看到，十几年前国内学术界强调弱势文化的多元性和边缘性，以此对西方中心文化构成一种批判性和解构性，拒绝文化一体化，即西方化，或者更准确叫美国化。那么，今天这一系列学术内部理论思路的出台，更希望以此来“颠覆”[⑧]非中国的“他者”文化的理论支撑，从而在学术的内部核心部分找到超越于西方的软实力。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在文化的地理地缘、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上，我们的一些学者过去十几年来习惯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便是在文化内部的理论建设和价值取向上，他们也总是愿意预设出一个尚待证明的自主主体以及一个不证自明的客体“他者”。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界现代以来所反对和反复警醒的二元思维模式，在东方的中国却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出来，尽管后者在学术渊源上清楚地认同对二元模式的抵制。也正是中国学术界在思维模式上的这种反复无常和随机性，容易在进入社会运用时浸染上浓厚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所以像“价值观”这样根本性的课题，就必须格外谨慎和尽量清楚明白地界定和讨论，否则，只能是个别学者进行所谓漫无边际的随意性批评的托词，并无实质性意义。
价值观与世界观和人生观
现在，如果我们还想推进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上述一系列理论思路和表白的话，就不能回避认识和解释究竟什么是“价值观”这个概念了。
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是对什么是最重要、最贵重、最值得人们追求的一种观点和评价标准。价值观中的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指人们所认为的最重要、最贵重、最值得人们去追求和珍视的东西，它既可以是物质的东西，也可以是精神的东西。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们常用“贵”来表示“价值”这一概念。“贵义”，就是把“义”看做最有价值;“贵生”，就是把生命看做最有价值;“贵利”，就是把利益看做最有价值。每个人都是在各自的价值观的引导下，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着各自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面对着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许多新事物、新情况和新矛盾，每日每时都向每一个人提出有关事物的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判断和解决。
价值观这个概念总是与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在艺术界不少学者的正式表述中，总是不时触及到后两者，却又不加区别，弄得一团糨糊。限于本文主旨和篇幅，只对后两者做概念性界定：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的总的看法。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人生观是人对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根本看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者是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所谓区别就是表现在所指的内涵和范围的不同，世界观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人生观面对的是社会人生的领域，价值观则更进一步，指人在个人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三者之间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一方面，世界观支配和指导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人生观、价值观又反过来制约、影响世界观。
由此可见，价值观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课题，落实到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其涉及面也同样非常广泛和复杂，需要非常多学者，用相当长的时间，从各个方面共同来研究它。下面，我只就文化艺术领域价值观问题在社会运用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需要解释的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价值观与文化认同
价值观不仅与世界观和人生观紧密联系又各不相同，而且在现实的情境中，还与不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文化利益而言，就是价值观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也就是，什么样的文化对于特定地域群落中的人最具有价值。比如，中国山水画表现出的高远的自然风貌和空灵的人生境界，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对中国画的审美趣味产生出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对这种文化认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描述，叫做“想象的共同体”。他谈到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发生碰撞和交流的时候，总是在脑子里想象出一种同民族内部共同认同的文化模式，以此来与外来的或者强势的文化模式相抗衡。[⑨]必须看到，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其在思维模式上只注重共时性的空间稳定，却忽略了历时性的时间变化。我们总是想象每个人内心的精神家园，好像这个家园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就那么永恒地占据着我们的内心。其实，它的不变，是你构想出来的，是你在内心不希望它变化。古希腊文化艺术，被马克思比喻成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这是说我们后人对先人创造的崇敬，但决不是一陈不变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也是对精神家园的一种想象性建构。可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时代和阶段对家园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文化共同体的理解是存在着差异的。[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立在想象基础之上的文化认同，就其文化的社会利益而言，往往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讨论文化艺术价值观问题，必须廓清与民族国家认同方面的关系。这是我们最近十几年来在讨论民族化和国际化，或者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的问题。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本土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文化认同是不是一回事?笔者认为，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简单地互换，不可以预先设定民族国家范围内文化的同质性和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的异质性。我认为要做仔细的区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的内部文化并不是同质的，而是存在不同文化的。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50多个民族的国家里面，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讲有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分享同一种文化认同的现象，就是有很多国家其实在分享着共同的一种文化。这在欧洲的很多国家是这样的，欧盟能够成立，就是因为他们同时分享着一种文化，有一种共同文化的认同。
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中不少人总是在思维模式上认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体的，无视民族国家内部文化的差异性，强行划归为单一的文化模式，以致于在对文化模式的理论研究方面，总是希望整合出一种代表单一民族国家文化的理论，来“颠覆”或者超越非中国的异域文化，这种简单和草率显然同国家与国家之间所谓强权文化一样，存在着出现一种新的强权文化意识的危险，是民族主义意识的先兆。笔者可以理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其份内的职责，因为每一个知识分子渴望在文化上有所突破和建树，否则也许要“无颜以对后人”。但是，一旦运用到社会层面特别是国家战略层面时，则要格外小心。这里面有可能会形成一种民族主义色彩的新的文化自负和强权。
建立在这种想象层面的文化认同的价值观，仔细分析起来，在思维模式上，还与其背后本质主义的观念有着密切关联。早在十几年前中国学术界就开始关注美国学者萨义德后殖民批判的“东方学”和“东方主义”的思想学说。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在为以萨伊德为首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拍手叫好的同时，却又悖论式地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本质主义的价值观、身份观、民族观。把本土的中国价值和经验绝对化了，实在化，甚至于不变化。不变化就是稳定化。以此来与西方的文化强势相对立，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实际上，萨义德是最不主张本质主义的。在萨义德后期，在他去世以前的很多访谈、采访里边，他说他的观点经常被别人误解。[11]也就是说在批判西方强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时候，他的思维方法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借鉴和学习的不是他如何痛快地批判了西方，而是如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自身的方法，这才是萨义德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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