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何镜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直到今天，我才可以稍微松口气，但我想，中国馆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29日晚7时，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院士，在上海独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上图)。
冠军方案曾险遭淘汰
谈及中国馆，何镜堂的第一反应是转过身打开行李箱，端出中国馆效果模型，兴致勃勃向记者作介绍。
“2007年4月25日，国家决定在全球华人中征集中国馆的设计方案。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同时感觉作为一名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责任非常重。我当时想，中国馆一定要有中国特色，世博会又是总结人类科技文化发展成就的一个会，所以这个馆必须与时俱进——于是我们团队对中国馆的总定位归为八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
何镜堂还透露说，一开始共有344个方案请专家组评，“东方之冠”由于效果图比较朦胧，结果落选；可20进8入围的方案中也没有特别突出的，组委会又去翻那些被淘汰的方案。最后，评委希望同时起用“东方之冠”和清华大学的方案，问何镜堂是否可以跟清华联合设计，由他带领团队。“这是一支非常出色的团队——集中了京、沪、穗三地建筑界的精英，分工明确，有很好的合作精神，这也开创了中国建筑师合作的先例。”何镜堂自豪地说。
用10个月决定穿什么“衣服”
今天，庄严华美、层叠出挑的“东方之冠”已成为上海世博会标志性建筑，无论外形和内涵都获得广泛认同。不过何镜堂也坦言：“曾经很有思想负担，担心搞不好被大家骂很惨。”
何镜堂说，最初想把中国馆设计成“中国红”，可何为“中国红”？何镜堂心里不踏实，“红色在大型建筑中非常难用好”。大约10个月的时间，何镜堂和他的团队都在操心中国馆该穿什么“衣服”。何镜堂告诉记者，他还特地去买了盒中华牌香烟，差点用了“中华牌香烟盒红”。后来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建筑、光学、材料、规划、灯光、颜色等方方面面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现在人们看到的中国馆外衣的红，其实是由四种红组成，远看和近看可以呈现不同效果，空间和层次感非常好。
“当我们的工作与全社会的需求一致时，就会激发出巨大的能量。中国馆可以说是举全民之力建成的。”对这一点，何镜堂无比感慨。
【对话】
“它能镇得住人”
记者：中国的文化符号很多，包括汉字、京剧、出土文物，您的团队最后选择了斗拱，这有什么寓意吗？
何镜堂：它有四根粗大的方柱，托起斗状的主体建筑，层层叠加，秩序井然，越抱越紧，看似零碎的部件，却有难以估量的承载力，可以托起千钧重量。以前光看图纸感受还不强烈。现在看这个建筑很雄伟，又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很多人进去后有一种场所感染力：经过百年屈辱，我们国家站起来了，有种民族振兴感，它能镇得住人。而且前来参加世博会的外国人一望便知它是中国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一些争议的声音？您认为它会成为上海的新地标吗？
何镜堂：对于任何一个建筑，谁都可以提意见。建筑没有100分，没有最好的建筑，只有相对适宜的建筑。这三年，中标前中标后，非议和肯定都有，我和我的团队都被一种压力和幸福包围着。事实上一个好的建筑，可以给人多方位的观察和理解，引发丰富的联想。但在以往中国参加的多次世博会里，都未留下像样的中国馆，最近几届给人的印象就是加点琉璃瓦，挂几个大灯笼，建筑意象缺乏创新。此次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既有传统又有创新，至于能否成为地标建筑，我想还是留待时间来检验吧。
记者：您如何评价“东方之冠“对于社会的影响？
何镜堂：我认为中国馆给了中国文化一种自信，它的标志性、力学美感和文化内涵都将大大提升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它给中国建筑师带来了自信，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很多新建筑都出自国外建筑师之手，像“鸟巢“、央视总部大楼。中国馆向世界证实了中国建筑师的实力和水平。
记者：中国馆还有哪些亮点？
何镜堂：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团队在为布展做最后的冲刺，包括园林绿化、VIP厅、咖啡厅的建设等等。中国馆前面是“九州清晏“的大型城市花园，园林是一大亮点。27000平方米的屋顶平台，由8个被水环绕的岛屿组成，运用了太阳能、雨水收集等节能环保技术，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屋顶花园。站在69.9米高的观景平台上，远可眺望黄浦江和上海城市轮廓，近可俯瞰世博园区，今后还会成为上海市民一处休闲场所。层层出挑的倒梯形设计的中国馆本身还是一个天然的巨大的“遮阳伞“，六七月份正热的时候，参观者可以聚集在这里乘凉。
记者：可以想象中国馆开放后面临的人流压力，设计是如何考虑人流疏散的？
何镜堂：中国馆四面均有出入口，4根立柱里每个放置了3部电梯，人们进来后直达49米高的核心展区，欣赏反映当代城市化进程的电影“东方足迹“，还有放大至128米“铺“满整个墙面的《清明上河图》，再通过自动扶梯到达各展厅。根据专家的设计，一部电梯每小时可运送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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