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作了为期三天的东京之行,上海薰衣社画廊的洪欣邀请我参与策划上海世博会的一个中日知名艺术家版画展。
十年前首次赴日,在东京的街头对现代化的观感复杂。一个国家发展到东京如此发达的后现代都市,现代社会的繁荣形式也走到了极限。超级现代化之后,没有必要再往前走了。在这样一个村上春树式的现代化的冷酷仙境的尽头,人的精神状态也在不可思议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沿着启蒙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那种高歌猛进的自由精神和征服欲继续升华,而是精神的简单化、复古化,或者傻乐化。
比如东京人实际上不爱看当代艺术,而那些中国兵马俑展、日本古代服装收藏展则观者涌动。东京人喜爱站在人潮汹涌的时尚街头东张西望,望着天空或远处发呆,或者无聊的捏着手机不知可以给谁拨电话。时髦的东京人似乎站在人类社会最繁荣的广场,只要像泡酒吧一样在这个人工世界不动脑筋地享受茫然就行了,他们很像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中的男女,不必关心历史、哲学、责任甚至他人,只要沉浮在自己很私人的感觉流就够了。
东京就像一个高速自动化的大学城,每一个街沿每一个栏杆扶手都被精心打磨过似的。到处是自动服务系统,地铁系统、自动取款机系统、自动售货售票机系统,标准化的超市网络,只要你带好银行卡和手机,你不跟人接触也可以解决一天的日常生活。
跟李叔同、鲁迅、丰子恺赴日留学时比,东京已经完成了现代性,中国还在通往现代性的路上,所以中国还在“现代化”,但没有完全的现代性。我的兴趣逐渐从观看东京的当代艺术,已转到探寻“日本是如何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中介”,比如黑田清辉受欧洲印象派的影响,李叔同的油画又受黑田清辉的日本印象派的影响;竹久梦二等人受英国比亚兹莱等新设计运动的影响,他创造的简笔画插图风格又影响了丰子恺;岭南画派的高奇峰在民国初期的新中国画受到横山大观的风格影响。
在清末民初,欧洲的现代艺术影响了日本,日本经过消化,变成日本概念和形式变体,日本也最早尝试用“东方”的美学思考及其现代的东方绘画形式。这就构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影响链条:中国画影响了日本,日本创造了一种将中国画进行简化和装饰化的近代日本画。日本又遭遇西方现代艺术,产生中西折中的“东方”现代日本画及简笔插图,这些形式又影响了中国赴日留学的第一批艺术人。
日本在学习其他国家艺术后,总是能产生不中不西的暧昧而简化的所谓“东方”概念和风格变体。他们十八世纪前学中国,十九世纪后学西方,但是从来都没有真正创造出日本自己的精英艺术(除了日本浮世绘、卡通动漫等流行文化),这种命运似乎还在延续。
在东京的三天,正好赶上东京写真美术馆的森村昌泰回顾展的开幕式。森村昌泰是日本最早模仿辛迪·谢尔曼的表演摄影的当代艺术家,从七十年代起,他的艺术就是模仿各种名人的摄影,比如毕加索有一张在饭桌前穿者海军衫的摄影,他就自己扮演毕加索模仿这张摄影拍了一次,从场景布置、服装、肢体动作到脸部化妆都是一模一样照搬。他几乎把列宁、毛泽东、安迪·沃霍尔、三岛由纪夫等所有全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名人摄影原作都模仿了一遍。
经人介绍,我与老明星般的森村昌泰握了手,他打扮得如同日本能剧中的油头粉面男角。除了他一生的模仿史的展示,最有意思的是两个Video作品,他模仿列宁在1918年工人集会广场上煽动性的演讲,并不停地撒白色传单;他还模仿三岛由纪夫进行军国主义美学的愤怒的街头演讲。
据说,日本评论界最初并不认可这种模仿美国的后现代主义,但是森村后来受到美国评论界肯定,从此一路走红直到六十岁后成为“大师”。森村昌泰对美国后现代艺术的不加掩饰的模仿,已经连日本近现代早期的东方主义姿态都没有了,完全成了美国艺术的一部分。不过比起后一波村上隆更彻底的卡通波普,森村的个展还算是一场东京最后的愤怒和革命记忆的中产阶级精神聚餐。
在东京与日本批评家就画展人选的讨论,中日双方产生了一些有趣的争议,比如我们中方想邀请日本目前当红的卡通绘画代表村上隆和奈良美智,但日本批评家似乎不屑,认为他们只是在西方走红的“日本符号”,这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些西方走红的“中国符号”艺术家。其中一个老批评家还是推崇东山魁夷这样的日本东方主义。
开会之余,我在东京神田区的旧书街流连忘返,寻找中日在近现代相互影响以及类似的西方艺术模仿史的艺术史料。中日在上一世纪的文化命运太相像,一样的走上现代化道路,一样的抛弃东方主义,直至抛弃愤怒和革命的记忆,只剩下无差别的东京式的波普化都市,中国很多大城市也越来越像东京。年轻一代的记忆再也没有亚洲的森林,只有想象中的“挪威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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