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郑娜
提起中国当代艺术，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述，即自下而上、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庙堂与江湖、体制与在野等等，细究起来，这些词汇都是建立在二元思维模式上的书写方式，其话语背景乃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多年发展过程中，基于体制内外两种力量长期僵持对峙的惯性表达，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确是在两种充满对抗张力的空间形态中得以萌发。
今天，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显然不足以描述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情境：泛政治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所承载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造成彼此分裂而又绵延、开放而又缠绕的多元语境。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空间开始悄然滋生。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辩证法，正是产生在三种宏大的元叙事消解之后（即唯心主义关于理念的神话、历史主义关于意义的神话和启蒙主义关于解放的神话），彻底多元化来临之际。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已到了价值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临界点，问题是：新的历史语境下，自由主义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显然，离不开人的精神解放的自由，独立思想表达的自由，异质异样生命体验得以释放的自由，以及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自由。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高度核心在哪里，怎样的空间才能挖掘、开启并释放自由主义的基础及其核心高度？
福柯曾在《空间、知识、权力》的访谈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亨利·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社会空间不可能被明确划分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是一切社会活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切社会力量纠葛一体的场所，是社会的‘第二自然’。”由于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社会政治思想及文化形态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变之中，种种蛰伏的潜流思想、先锋精神渴望突围，现实情境与社会空间二者天然吻合，因此，容纳民主思想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必将适时而生。
不妨按时间线索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微妙的空间变化：一是早期前卫艺术时期（又称后文革时期），初步形成概念空间，多以画展或画会成员构成，如“贵阳五青年画展”、“星星画会”、“无名画会”、“野草同仁画会”等；二是85新潮美术时期，各地散落的群体空间基本形成，如杭州“池社”、厦门“达达”、“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北方艺术群体”、湖北“部落·部落”、南京“红之旅”、“兰州军团”等；三是89后艺术，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出现村落空间，如“福缘门画家村”（外界通常称之为“圆明园画家村”）与东村（多居住行为艺术家），90年代中期，因政府驱逐，画家村解散，部分艺术家迁至京郊通县地区，驻扎在以宋庄为中心的各个村落；四是世纪之交至今，各地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创作空间、艺术小组、艺术区，甚至政府挂牌命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如贵阳城市零件工作室、昆明金鼎1919、昆明创库诺地卡、丽江工作室、成都蓝顶艺术区、重庆器空间、重庆102创作空间、重庆501创作基地、重庆坦克库、西安纺织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杭州中国美院小组、上海莫干山50号、上海红坊艺术园区、南京幕府三零工业园艺术基地、长沙湘江艺术小组、广州三号线、广东阳江组、深圳F518创意园、深圳22艺术区、沈阳123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及分布在北京798艺术区、1号地艺术区、3818艺术区、费家村艺术区、何各庄艺术区、崔各庄艺术区、黑桥艺术区、北皋艺术区、草场地艺术区、环铁艺术区、蒋府艺术区等地，以及号称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当代艺术原创基地——中国宋庄及其附近的各个村落。自此，中国当代艺术走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民间与官方、体制内外不再泾渭分明。
令人感慨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不过经历短短30年时间，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势，燃遍大江南北，烧至国际平台。其不仅赢得主流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还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西方人权主义的政治例证以及多元文化的形式标签。此情此景，谁能料到呢？正如歌词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面对当代艺术从自发的野生状态，到今天各方力量渗透其中的局面，当初剑拔弩张的对立阵营早已把酒言欢，一起迈向利益共享的新婚之夜。姑且撇开这些批评话语不论，回到空间角度，结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再来客观分析这一现象。
中国现在仍然是农业大国，但几乎所有的经济成长，创新力量、文化发展、媒体传播与政治权力都集中在都市地区，特别是一级都市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时，中国社会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城乡大移民，成千上万的原住民从乡村移往中小都市或大都市，以及形成中的都市区域。这个转化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人文及生态结构。中国主体文化乃是农耕文化，原乡村宗族形态解体、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过程中对儒释道文化的摧毁，以及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历史文化资源毫不怜惜的拆除，则意味着中国母体文化的凋零，破而不立其为特点，新的文化形态及价值标准体系尚未建构，信仰及道德危机随之而来。其次，前社会主义工业时期遗留下的产业重组迅速加剧失业与贫困人口，它们与教育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形成今天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诱因之一。其三，更为隐蔽的灰色地带，即社会上游阶层，运用权利资本与金钱资本制定游戏规则，异化社会制衡规律与良性竞争原则。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国从现代性、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一路走来，不断刷新既定的空间格局，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权力关系与文化体系都被重新界定。既然当代艺术乃是根植于社会文化形态中的视觉转换与图像呈现，中国新都市空间结构变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必将影响其思考及创作空间。都市化发展过程就是当代艺术社会空间的转化过程，随着都市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原有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话语对抗退居其次，这意味着中国早期前卫艺术时期、85新潮美术时期，当代艺术的批判对象及其赖以生存的结构空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矛盾被约化为一种更为广义也更为具体的冲突，即如何在与传统形态相异的环境以及竞争求存的社会中打造个人自我。
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画家村可称之为前艺术社群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过程中，它为期盼自由的灵魂推开一堵屏蔽的厚墙，其贡献在于：促使中国民间社群生存的实践空间得以诞生。自发的文化社群承认个体思想的尊严，也承认个人生存方式的异质性。这一阶段，艺术社群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处于边缘状态。此时，当代艺术理论与创作锋芒锐利，具有反思精神与实验状态，其话语系统保持自身独立而延续的学术脉络与评判标准。
新世纪之交，特别是近几年，当代艺术进入后艺术社群阶段，特征大致如下：一、当代艺术享有更多的表达空间以及表达自我的权利。艺术与个人、艺术与生活之间构成越来越密切的日常存在方式，形式各样的艺术社区不断涌现。二、商业、体制、国际资本开始介入其中、试图重组中国当代艺术野地生长的生态系统。三、商业严重蚕食自然形成的艺术生态。《时尚置业》主编、地产观察家陈大阳对当前创意产业开发“一般规律”分析如下：“废旧厂房或偏远之地因低成本被艺术家、设计师“占据”并形成消费业态，随后商业机构跟进，地租成本上升，升到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即艺术家成为时尚先锋的代名词，翻翻身边的时尚、财经杂志，许多耳熟能详的艺术家是其座上客，当初的精神反叛者已成为城市时尚文化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已日趋世俗化；其四、政府对艺术家聚集地统一挂牌，统称为艺术创意产业园，并成立艺术管理委员会、艺术促进会对辖区内的艺术家进行日常管理，以促进当代艺术健康、良性，持续的发展势头。看来，当代艺术离官方全面意识形态化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前面三点将促使我们思考当代艺术的社会空间与新都市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将牵涉到艺术主体和生产消费互为工具化的问题。第四点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国家控制与个人自主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只要当代艺术赖以生存的实质社群空间存在，这一冲突必然有聚焦的一天。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避免，就是所谓当代艺术不再是当代艺术。
由当代艺术引发出关于社会空间的思考才刚刚开始，笔者认为，当代艺术对社会空间的诉求，依然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与参与性民主。如果用趋向单一的模式加以管理，其后果将造成文化主体的均质化，文化多元化与价值多元化最终将沦为一纸空谈，而自由主义的基点也将不复存在。届时，当代艺术的精神原点将何以支撑？当然，中国社会可以剔除这种以个性自由为支撑的精神原点。
提起中国当代艺术，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述，即自下而上、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庙堂与江湖、体制与在野等等，细究起来，这些词汇都是建立在二元思维模式上的书写方式，其话语背景乃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多年发展过程中，基于体制内外两种力量长期僵持对峙的惯性表达，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确是在两种充满对抗张力的空间形态中得以萌发。
今天，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显然不足以描述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情境：泛政治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所承载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造成彼此分裂而又绵延、开放而又缠绕的多元语境。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空间开始悄然滋生。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辩证法，正是产生在三种宏大的元叙事消解之后（即唯心主义关于理念的神话、历史主义关于意义的神话和启蒙主义关于解放的神话），彻底多元化来临之际。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已到了价值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临界点，问题是：新的历史语境下，自由主义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显然，离不开人的精神解放的自由，独立思想表达的自由，异质异样生命体验得以释放的自由，以及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自由。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高度核心在哪里，怎样的空间才能挖掘、开启并释放自由主义的基础及其核心高度？
福柯曾在《空间、知识、权力》的访谈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亨利·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社会空间不可能被明确划分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是一切社会活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切社会力量纠葛一体的场所，是社会的‘第二自然’。”由于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社会政治思想及文化形态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变之中，种种蛰伏的潜流思想、先锋精神渴望突围，现实情境与社会空间二者天然吻合，因此，容纳民主思想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必将适时而生。
不妨按时间线索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微妙的空间变化：一是早期前卫艺术时期（又称后文革时期），初步形成概念空间，多以画展或画会成员构成，如“贵阳五青年画展”、“星星画会”、“无名画会”、“野草同仁画会”等；二是85新潮美术时期，各地散落的群体空间基本形成，如杭州“池社”、厦门“达达”、“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北方艺术群体”、湖北“部落·部落”、南京“红之旅”、“兰州军团”等；三是89后艺术，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出现村落空间，如“福缘门画家村”（外界通常称之为“圆明园画家村”）与东村（多居住行为艺术家），90年代中期，因政府驱逐，画家村解散，部分艺术家迁至京郊通县地区，驻扎在以宋庄为中心的各个村落；四是世纪之交至今，各地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创作空间、艺术小组、艺术区，甚至政府挂牌命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如贵阳城市零件工作室、昆明金鼎1919、昆明创库诺地卡、丽江工作室、成都蓝顶艺术区、重庆器空间、重庆102创作空间、重庆501创作基地、重庆坦克库、西安纺织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杭州中国美院小组、上海莫干山50号、上海红坊艺术园区、南京幕府三零工业园艺术基地、长沙湘江艺术小组、广州三号线、广东阳江组、深圳F518创意园、深圳22艺术区、沈阳123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及分布在北京798艺术区、1号地艺术区、3818艺术区、费家村艺术区、何各庄艺术区、崔各庄艺术区、黑桥艺术区、北皋艺术区、草场地艺术区、环铁艺术区、蒋府艺术区等地，以及号称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当代艺术原创基地——中国宋庄及其附近的各个村落。自此，中国当代艺术走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民间与官方、体制内外不再泾渭分明。
令人感慨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不过经历短短30年时间，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势，燃遍大江南北，烧至国际平台。其不仅赢得主流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还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西方人权主义的政治例证以及多元文化的形式标签。此情此景，谁能料到呢？正如歌词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面对当代艺术从自发的野生状态，到今天各方力量渗透其中的局面，当初剑拔弩张的对立阵营早已把酒言欢，一起迈向利益共享的新婚之夜。姑且撇开这些批评话语不论，回到空间角度，结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再来客观分析这一现象。
中国现在仍然是农业大国，但几乎所有的经济成长，创新力量、文化发展、媒体传播与政治权力都集中在都市地区，特别是一级都市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时，中国社会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城乡大移民，成千上万的原住民从乡村移往中小都市或大都市，以及形成中的都市区域。这个转化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人文及生态结构。中国主体文化乃是农耕文化，原乡村宗族形态解体、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过程中对儒释道文化的摧毁，以及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历史文化资源毫不怜惜的拆除，则意味着中国母体文化的凋零，破而不立其为特点，新的文化形态及价值标准体系尚未建构，信仰及道德危机随之而来。其次，前社会主义工业时期遗留下的产业重组迅速加剧失业与贫困人口，它们与教育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形成今天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诱因之一。其三，更为隐蔽的灰色地带，即社会上游阶层，运用权利资本与金钱资本制定游戏规则，异化社会制衡规律与良性竞争原则。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国从现代性、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一路走来，不断刷新既定的空间格局，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权力关系与文化体系都被重新界定。既然当代艺术乃是根植于社会文化形态中的视觉转换与图像呈现，中国新都市空间结构变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必将影响其思考及创作空间。都市化发展过程就是当代艺术社会空间的转化过程，随着都市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原有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话语对抗退居其次，这意味着中国早期前卫艺术时期、85新潮美术时期，当代艺术的批判对象及其赖以生存的结构空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矛盾被约化为一种更为广义也更为具体的冲突，即如何在与传统形态相异的环境以及竞争求存的社会中打造个人自我。
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画家村可称之为前艺术社群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过程中，它为期盼自由的灵魂推开一堵屏蔽的厚墙，其贡献在于：促使中国民间社群生存的实践空间得以诞生。自发的文化社群承认个体思想的尊严，也承认个人生存方式的异质性。这一阶段，艺术社群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处于边缘状态。此时，当代艺术理论与创作锋芒锐利，具有反思精神与实验状态，其话语系统保持自身独立而延续的学术脉络与评判标准。
新世纪之交，特别是近几年，当代艺术进入后艺术社群阶段，特征大致如下：一、当代艺术享有更多的表达空间以及表达自我的权利。艺术与个人、艺术与生活之间构成越来越密切的日常存在方式，形式各样的艺术社区不断涌现。二、商业、体制、国际资本开始介入其中、试图重组中国当代艺术野地生长的生态系统。三、商业严重蚕食自然形成的艺术生态。《时尚置业》主编、地产观察家陈大阳对当前创意产业开发“一般规律”分析如下：“废旧厂房或偏远之地因低成本被艺术家、设计师“占据”并形成消费业态，随后商业机构跟进，地租成本上升，升到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即艺术家成为时尚先锋的代名词，翻翻身边的时尚、财经杂志，许多耳熟能详的艺术家是其座上客，当初的精神反叛者已成为城市时尚文化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已日趋世俗化；其四、政府对艺术家聚集地统一挂牌，统称为艺术创意产业园，并成立艺术管理委员会、艺术促进会对辖区内的艺术家进行日常管理，以促进当代艺术健康、良性，持续的发展势头。看来，当代艺术离官方全面意识形态化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前面三点将促使我们思考当代艺术的社会空间与新都市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将牵涉到艺术主体和生产消费互为工具化的问题。第四点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国家控制与个人自主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只要当代艺术赖以生存的实质社群空间存在，这一冲突必然有聚焦的一天。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避免，就是所谓当代艺术不再是当代艺术。
由当代艺术引发出关于社会空间的思考才刚刚开始，笔者认为，当代艺术对社会空间的诉求，依然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与参与性民主。如果用趋向单一的模式加以管理，其后果将造成文化主体的均质化，文化多元化与价值多元化最终将沦为一纸空谈，而自由主义的基点也将不复存在。届时，当代艺术的精神原点将何以支撑？当然，中国社会可以剔除这种以个性自由为支撑的精神原点。
提起中国当代艺术，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述，即自下而上、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庙堂与江湖、体制与在野等等，细究起来，这些词汇都是建立在二元思维模式上的书写方式，其话语背景乃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多年发展过程中，基于体制内外两种力量长期僵持对峙的惯性表达，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确是在两种充满对抗张力的空间形态中得以萌发。
今天，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显然不足以描述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情境：泛政治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所承载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造成彼此分裂而又绵延、开放而又缠绕的多元语境。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空间开始悄然滋生。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辩证法，正是产生在三种宏大的元叙事消解之后（即唯心主义关于理念的神话、历史主义关于意义的神话和启蒙主义关于解放的神话），彻底多元化来临之际。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已到了价值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临界点，问题是：新的历史语境下，自由主义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显然，离不开人的精神解放的自由，独立思想表达的自由，异质异样生命体验得以释放的自由，以及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自由。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高度核心在哪里，怎样的空间才能挖掘、开启并释放自由主义的基础及其核心高度？
福柯曾在《空间、知识、权力》的访谈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亨利·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社会空间不可能被明确划分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是一切社会活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切社会力量纠葛一体的场所，是社会的‘第二自然’。”由于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社会政治思想及文化形态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变之中，种种蛰伏的潜流思想、先锋精神渴望突围，现实情境与社会空间二者天然吻合，因此，容纳民主思想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必将适时而生。
不妨按时间线索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微妙的空间变化：一是早期前卫艺术时期（又称后文革时期），初步形成概念空间，多以画展或画会成员构成，如“贵阳五青年画展”、“星星画会”、“无名画会”、“野草同仁画会”等；二是85新潮美术时期，各地散落的群体空间基本形成，如杭州“池社”、厦门“达达”、“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北方艺术群体”、湖北“部落·部落”、南京“红之旅”、“兰州军团”等；三是89后艺术，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出现村落空间，如“福缘门画家村”（外界通常称之为“圆明园画家村”）与东村（多居住行为艺术家），90年代中期，因政府驱逐，画家村解散，部分艺术家迁至京郊通县地区，驻扎在以宋庄为中心的各个村落；四是世纪之交至今，各地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创作空间、艺术小组、艺术区，甚至政府挂牌命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如贵阳城市零件工作室、昆明金鼎1919、昆明创库诺地卡、丽江工作室、成都蓝顶艺术区、重庆器空间、重庆102创作空间、重庆501创作基地、重庆坦克库、西安纺织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杭州中国美院小组、上海莫干山50号、上海红坊艺术园区、南京幕府三零工业园艺术基地、长沙湘江艺术小组、广州三号线、广东阳江组、深圳F518创意园、深圳22艺术区、沈阳123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及分布在北京798艺术区、1号地艺术区、3818艺术区、费家村艺术区、何各庄艺术区、崔各庄艺术区、黑桥艺术区、北皋艺术区、草场地艺术区、环铁艺术区、蒋府艺术区等地，以及号称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当代艺术原创基地——中国宋庄及其附近的各个村落。自此，中国当代艺术走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民间与官方、体制内外不再泾渭分明。
令人感慨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不过经历短短30年时间，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势，燃遍大江南北，烧至国际平台。其不仅赢得主流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还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西方人权主义的政治例证以及多元文化的形式标签。此情此景，谁能料到呢？正如歌词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面对当代艺术从自发的野生状态，到今天各方力量渗透其中的局面，当初剑拔弩张的对立阵营早已把酒言欢，一起迈向利益共享的新婚之夜。姑且撇开这些批评话语不论，回到空间角度，结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再来客观分析这一现象。
中国现在仍然是农业大国，但几乎所有的经济成长，创新力量、文化发展、媒体传播与政治权力都集中在都市地区，特别是一级都市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时，中国社会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城乡大移民，成千上万的原住民从乡村移往中小都市或大都市，以及形成中的都市区域。这个转化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人文及生态结构。中国主体文化乃是农耕文化，原乡村宗族形态解体、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过程中对儒释道文化的摧毁，以及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历史文化资源毫不怜惜的拆除，则意味着中国母体文化的凋零，破而不立其为特点，新的文化形态及价值标准体系尚未建构，信仰及道德危机随之而来。其次，前社会主义工业时期遗留下的产业重组迅速加剧失业与贫困人口，它们与教育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形成今天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诱因之一。其三，更为隐蔽的灰色地带，即社会上游阶层，运用权利资本与金钱资本制定游戏规则，异化社会制衡规律与良性竞争原则。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国从现代性、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一路走来，不断刷新既定的空间格局，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权力关系与文化体系都被重新界定。既然当代艺术乃是根植于社会文化形态中的视觉转换与图像呈现，中国新都市空间结构变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必将影响其思考及创作空间。都市化发展过程就是当代艺术社会空间的转化过程，随着都市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原有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话语对抗退居其次，这意味着中国早期前卫艺术时期、85新潮美术时期，当代艺术的批判对象及其赖以生存的结构空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矛盾被约化为一种更为广义也更为具体的冲突，即如何在与传统形态相异的环境以及竞争求存的社会中打造个人自我。
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画家村可称之为前艺术社群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过程中，它为期盼自由的灵魂推开一堵屏蔽的厚墙，其贡献在于：促使中国民间社群生存的实践空间得以诞生。自发的文化社群承认个体思想的尊严，也承认个人生存方式的异质性。这一阶段，艺术社群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处于边缘状态。此时，当代艺术理论与创作锋芒锐利，具有反思精神与实验状态，其话语系统保持自身独立而延续的学术脉络与评判标准。
新世纪之交，特别是近几年，当代艺术进入后艺术社群阶段，特征大致如下：一、当代艺术享有更多的表达空间以及表达自我的权利。艺术与个人、艺术与生活之间构成越来越密切的日常存在方式，形式各样的艺术社区不断涌现。二、商业、体制、国际资本开始介入其中、试图重组中国当代艺术野地生长的生态系统。三、商业严重蚕食自然形成的艺术生态。《时尚置业》主编、地产观察家陈大阳对当前创意产业开发“一般规律”分析如下：“废旧厂房或偏远之地因低成本被艺术家、设计师“占据”并形成消费业态，随后商业机构跟进，地租成本上升，升到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即艺术家成为时尚先锋的代名词，翻翻身边的时尚、财经杂志，许多耳熟能详的艺术家是其座上客，当初的精神反叛者已成为城市时尚文化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已日趋世俗化；其四、政府对艺术家聚集地统一挂牌，统称为艺术创意产业园，并成立艺术管理委员会、艺术促进会对辖区内的艺术家进行日常管理，以促进当代艺术健康、良性，持续的发展势头。看来，当代艺术离官方全面意识形态化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前面三点将促使我们思考当代艺术的社会空间与新都市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将牵涉到艺术主体和生产消费互为工具化的问题。第四点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国家控制与个人自主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只要当代艺术赖以生存的实质社群空间存在，这一冲突必然有聚焦的一天。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避免，就是所谓当代艺术不再是当代艺术。
由当代艺术引发出关于社会空间的思考才刚刚开始，笔者认为，当代艺术对社会空间的诉求，依然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与参与性民主。如果用趋向单一的模式加以管理，其后果将造成文化主体的均质化，文化多元化与价值多元化最终将沦为一纸空谈，而自由主义的基点也将不复存在。届时，当代艺术的精神原点将何以支撑？当然，中国社会可以剔除这种以个性自由为支撑的精神原点。
提起中国当代艺术，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述，即自下而上、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庙堂与江湖、体制与在野等等，细究起来，这些词汇都是建立在二元思维模式上的书写方式，其话语背景乃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多年发展过程中，基于体制内外两种力量长期僵持对峙的惯性表达，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确是在两种充满对抗张力的空间形态中得以萌发。
今天，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显然不足以描述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情境：泛政治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所承载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造成彼此分裂而又绵延、开放而又缠绕的多元语境。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空间开始悄然滋生。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辩证法，正是产生在三种宏大的元叙事消解之后（即唯心主义关于理念的神话、历史主义关于意义的神话和启蒙主义关于解放的神话），彻底多元化来临之际。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已到了价值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临界点，问题是：新的历史语境下，自由主义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显然，离不开人的精神解放的自由，独立思想表达的自由，异质异样生命体验得以释放的自由，以及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自由。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高度核心在哪里，怎样的空间才能挖掘、开启并释放自由主义的基础及其核心高度？
福柯曾在《空间、知识、权力》的访谈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亨利·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社会空间不可能被明确划分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是一切社会活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切社会力量纠葛一体的场所，是社会的‘第二自然’。”由于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社会政治思想及文化形态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变之中，种种蛰伏的潜流思想、先锋精神渴望突围，现实情境与社会空间二者天然吻合，因此，容纳民主思想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必将适时而生。
不妨按时间线索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微妙的空间变化：一是早期前卫艺术时期（又称后文革时期），初步形成概念空间，多以画展或画会成员构成，如“贵阳五青年画展”、“星星画会”、“无名画会”、“野草同仁画会”等；二是85新潮美术时期，各地散落的群体空间基本形成，如杭州“池社”、厦门“达达”、“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北方艺术群体”、湖北“部落·部落”、南京“红之旅”、“兰州军团”等；三是89后艺术，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出现村落空间，如“福缘门画家村”（外界通常称之为“圆明园画家村”）与东村（多居住行为艺术家），90年代中期，因政府驱逐，画家村解散，部分艺术家迁至京郊通县地区，驻扎在以宋庄为中心的各个村落；四是世纪之交至今，各地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创作空间、艺术小组、艺术区，甚至政府挂牌命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如贵阳城市零件工作室、昆明金鼎1919、昆明创库诺地卡、丽江工作室、成都蓝顶艺术区、重庆器空间、重庆102创作空间、重庆501创作基地、重庆坦克库、西安纺织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杭州中国美院小组、上海莫干山50号、上海红坊艺术园区、南京幕府三零工业园艺术基地、长沙湘江艺术小组、广州三号线、广东阳江组、深圳F518创意园、深圳22艺术区、沈阳123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及分布在北京798艺术区、1号地艺术区、3818艺术区、费家村艺术区、何各庄艺术区、崔各庄艺术区、黑桥艺术区、北皋艺术区、草场地艺术区、环铁艺术区、蒋府艺术区等地，以及号称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当代艺术原创基地——中国宋庄及其附近的各个村落。自此，中国当代艺术走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民间与官方、体制内外不再泾渭分明。
令人感慨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不过经历短短30年时间，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势，燃遍大江南北，烧至国际平台。其不仅赢得主流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还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西方人权主义的政治例证以及多元文化的形式标签。此情此景，谁能料到呢？正如歌词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面对当代艺术从自发的野生状态，到今天各方力量渗透其中的局面，当初剑拔弩张的对立阵营早已把酒言欢，一起迈向利益共享的新婚之夜。姑且撇开这些批评话语不论，回到空间角度，结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再来客观分析这一现象。
中国现在仍然是农业大国，但几乎所有的经济成长，创新力量、文化发展、媒体传播与政治权力都集中在都市地区，特别是一级都市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时，中国社会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城乡大移民，成千上万的原住民从乡村移往中小都市或大都市，以及形成中的都市区域。这个转化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人文及生态结构。中国主体文化乃是农耕文化，原乡村宗族形态解体、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过程中对儒释道文化的摧毁，以及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历史文化资源毫不怜惜的拆除，则意味着中国母体文化的凋零，破而不立其为特点，新的文化形态及价值标准体系尚未建构，信仰及道德危机随之而来。其次，前社会主义工业时期遗留下的产业重组迅速加剧失业与贫困人口，它们与教育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形成今天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诱因之一。其三，更为隐蔽的灰色地带，即社会上游阶层，运用权利资本与金钱资本制定游戏规则，异化社会制衡规律与良性竞争原则。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国从现代性、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一路走来，不断刷新既定的空间格局，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权力关系与文化体系都被重新界定。既然当代艺术乃是根植于社会文化形态中的视觉转换与图像呈现，中国新都市空间结构变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必将影响其思考及创作空间。都市化发展过程就是当代艺术社会空间的转化过程，随着都市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原有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话语对抗退居其次，这意味着中国早期前卫艺术时期、85新潮美术时期，当代艺术的批判对象及其赖以生存的结构空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矛盾被约化为一种更为广义也更为具体的冲突，即如何在与传统形态相异的环境以及竞争求存的社会中打造个人自我。
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画家村可称之为前艺术社群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过程中，它为期盼自由的灵魂推开一堵屏蔽的厚墙，其贡献在于：促使中国民间社群生存的实践空间得以诞生。自发的文化社群承认个体思想的尊严，也承认个人生存方式的异质性。这一阶段，艺术社群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处于边缘状态。此时，当代艺术理论与创作锋芒锐利，具有反思精神与实验状态，其话语系统保持自身独立而延续的学术脉络与评判标准。
新世纪之交，特别是近几年，当代艺术进入后艺术社群阶段，特征大致如下：一、当代艺术享有更多的表达空间以及表达自我的权利。艺术与个人、艺术与生活之间构成越来越密切的日常存在方式，形式各样的艺术社区不断涌现。二、商业、体制、国际资本开始介入其中、试图重组中国当代艺术野地生长的生态系统。三、商业严重蚕食自然形成的艺术生态。《时尚置业》主编、地产观察家陈大阳对当前创意产业开发“一般规律”分析如下：“废旧厂房或偏远之地因低成本被艺术家、设计师“占据”并形成消费业态，随后商业机构跟进，地租成本上升，升到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即艺术家成为时尚先锋的代名词，翻翻身边的时尚、财经杂志，许多耳熟能详的艺术家是其座上客，当初的精神反叛者已成为城市时尚文化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已日趋世俗化；其四、政府对艺术家聚集地统一挂牌，统称为艺术创意产业园，并成立艺术管理委员会、艺术促进会对辖区内的艺术家进行日常管理，以促进当代艺术健康、良性，持续的发展势头。看来，当代艺术离官方全面意识形态化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前面三点将促使我们思考当代艺术的社会空间与新都市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将牵涉到艺术主体和生产消费互为工具化的问题。第四点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国家控制与个人自主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只要当代艺术赖以生存的实质社群空间存在，这一冲突必然有聚焦的一天。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避免，就是所谓当代艺术不再是当代艺术。
由当代艺术引发出关于社会空间的思考才刚刚开始，笔者认为，当代艺术对社会空间的诉求，依然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与参与性民主。如果用趋向单一的模式加以管理，其后果将造成文化主体的均质化，文化多元化与价值多元化最终将沦为一纸空谈，而自由主义的基点也将不复存在。届时，当代艺术的精神原点将何以支撑？当然，中国社会可以剔除这种以个性自由为支撑的精神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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