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人物素描。
文｜鞠青 图｜赵卫民 杨子
一说要采访陈丹青，就有人冷言：“哎，他是个同性恋吧？”2006年我们策划了一期关于同性恋的专题，蔡康永等几位原先答应接受采访的“出柜”人士，接到采访提纲后没了下文，倒是陈丹青却知无不言，大谈他在纽约如何为同性恋酒吧画壁画、参加同性恋花车大游行。做这些事，让他得意、自豪，言语间毫无忌惮，“我对所有‘恋’基本都同意”，这几乎被一些人曲解为陈丹青的出柜宣言。
这些年来，公众视野中的陈丹青，难免有“话痨”之嫌。书一本接一本地出，采访一个接一个地做，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他一一作答，“议论既多，谤亦相随”。对于同性恋之类腹诽，他一笑置之：“我真希望我是，那样我会画得好多了。”但是有人对他频频发言做旨在炒作自己的揣度，他也有百口莫辩的无奈。
聪明如陈丹青，横跨画界与话界而能游刃从容，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道理自然不是不懂。“看人失言，有快感，……今年再供应一回这类琐碎的快感吧”，他如是自嘲，却不小心说到了要害。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并不稀罕愿意发言的人，稀罕的，原就是能把话说得清楚、漂亮、好玩的人，若竟还能予人快感，那真是有境界了。
说“好玩的”真话
前不久他莅临本杂志在成都的年度精英颁奖礼，主题发言时说道：“刚才有房地产杂志采访我，让我为他们的杂志题字，我就写：房地产＝官商勾结。”我们请他在一份倡议书上签名，这种事原有些形式主义的成分在，他并不敷衍，认真看了半天，总算提笔：“倡议什么呢？陈丹青”。他没有要逗人笑的意思，旁边的人却不免哑然。
会议间歇，电视台抓他去做采访，他彬彬有礼去了，坐到摄像头下却恶作剧似的冒出一句：“我要说一些你们全不能用的东西。”弄得主持人一头汗。接下来介绍身份，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文化人，他都不买账，无奈主持人只好让他给自己定义，他脱口而出：“我只是一个暂时还没有学会说假话的人。”
颁奖礼那天晚上，下雨，天气出乎意料的寒冷，陈丹青披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军大衣，端着茶缸大口喝白酒，神色间仿佛当年那个失学少年、盲流知青又回来了。想起他在刚出国的艰难日子里说的那句话：“往后得活下去啊，好在我是老油条了，插队落户的前科，结结实实地垫着。”看起来，不是虚言。
说得多了，也给人“怒目金刚”、“批判专业户”的印象，对此陈丹青抱怨受了媒体的撩拨。他经不起撩拨，自己形容犹如幼时在弄堂翻跟头，有人路过叫声好，就怎么累也还要侧手再来两个。倒也并非来者不拒，比如声称不接受两种杂志的采访，纯粹的美术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因为他们的问题“都太理论了，不好玩”。他自认不是知识分子，宁愿上《ELLE》—只为女儿在同学间的小虚荣，在连篇累牍的丰乳肥臀间，“忽然心惊肉跳闯祸般撞见我自己”。他拒绝各种各样的头衔，以“人”的态度回答形形色色的问题，因为他认为答问不是专家的专利。
表情“介于间谍和贼之间”
玩家姿态却让陈丹青在写作界暴得大名，他自己大概也好奇，对粉丝常有此一问：“你为什么喜欢读我的文章呢？”有人答：大约我们压抑太久了吧。还有人答：“看你的文字很爽。”他文字的魅力，部分源自性情、器识，另一部分，则和他的画一样，建基于强大的写实功力。
写实离不开细节，他有捕捉并且再现细节的天赋。他用电影《小城之春》中的一个长镜头，写1948年一个《民国的下午》，女主角和旧情人在城郊闲步，“树影拂动，风和日丽”，寥寥数笔，历史的重量就出来了。他写“文革”后的赵丹，“他像是好久不曾到人间，见人都是一番欢喜惊动”，他写上海人家掌灯时分小童练习钢琴的情形：“娘姨开门倒水呼唤小儿，家家传出碗盏磕碰的合奏，莫扎特在其间狂奔”，而他自己，“驻足偷听”，“感动莫名”。人性的深浅、文化的歧变，在他眼里不过是有质感的日常细节。
他十六岁离家插队，自述“由山沟而京都而域外，飞来飞去，四海为家而何枝可栖”。却并不缺乏日常生活的情趣，“淘米做饭起油锅……”样样拿得起。在潘家园淘了只民国的瓦缸，旧时人家用来存白米，他也灌几斤米进去，还在上面搁两斤鲜鸡蛋，再用一叠杂志画册盖起来，为此竟也能“得意好几天”。他自嘲为“文化分裂症患者”，一个画油画的中国人，看见外滩想起的却是他地理意义上的家—纽约，另一面，他40岁后才发现了苏州园林之美，发现了董其昌、唐寅……当然也发现了自己心理上的文化传承。
所以他并不总是“匕首和投枪”，即便是论理的文字，多数也曲调舒缓，充满了细节丰沛的叙事与感觉，虽然他非常喜欢鲁迅。他喜欢的鲁迅，其实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个了。“少年时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理由，但说不出来，幸亏说不出来”。他喜欢的是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所以“随时随地地讲‘戏话’”的鲁迅。因为“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直接感知那个人……它绝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他的内在力量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在他看来，“好玩”一词，远比“油垢般层层叠叠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更能感知一个人。由此可见，他文字中的 “好玩”、“快感”， 出发于充分自觉，又岂会是“失言”？
2000年，陈丹青去国18年后归来，站在“京沪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数年后，终究还是自外于体制。他终于和他的偶像鲁迅成为了同类项—“都是单干户，都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官衔”。常以观看者自居并自画：“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表情，大约介于间谍和贼之间吧。”作为一个“文革”时期画《泪水洒满丰收田》都能画出“局部真实”的现实主义画家，他继续以边缘人的姿态、间谍般的敏感和见人所未见的“贼眼”，观世态凡此种种。
偶尔他也会犹疑，到底是该继续多话还是多画。既想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又不相信有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总被时代的喧嚣、价值的纷争、人的苦乐所牵扯。画画与写作，到底哪一样更能超越时间？是个问题。好在其人嗜好无多，画累了写，写累了画，通共两件事，互为余暇，倒也不难拣择。“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字。”描述陈丹青的为文，我想不出比他自己的上述文字更准确的说辞。或许，这话也可一并解释了这个人的画。
哪里有“一切可说之说”的妙事
记者：在意识形态化主流艺术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该如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或者说，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感到迷惘？
陈丹青：不太懂这句话：“意识形态化主流艺术”是指体制内吗？你能告诉我如今中央电视台节目或者全国美协的展览，是什么意识形态吗？以我观察，体制内各种艺术竭尽全力试图多样，适应变化的社会，但它的问题正好是缺乏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缺乏激励艺术家的完整价值观。一个真挚而充沛的意识形态是创作动力之一。革命年代的艺术家绝对相信自己的理想激情，宗教时代的艺术之所以伟大，更是如此。
至于所谓西方中心主义，是指我们自己认同人家为中心，还是人家仍在做些什么事情使我们边缘化？事情正好相反，西方系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放下身段，竞相进入中国，或请我们出去办活动，国家文化机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项目与西方合作，例如中法、中德、中意，中荷等等文化年，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个时期出现这么多机会。
所以我不明白，您的“双重压力”是指什么？中国艺术家高兴着呢。我猜大家需要的真正压力是，在空前的可能性中，你怎样拿出像样的作品。这是艺术家理应背负的压力。
记者：在这个以商人为时代英雄的时代，艺术家的存在还有多大意义？他们能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
陈丹青：这又问得离奇。为什么商人成了“英雄”，艺术家就得自问“存在的意义”？敦煌绘画的赞助者是供养人，即标准的商贾，文艺复兴的真英雄是大富豪。没有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是不可想象的。在良性的时代，稳固富有的阶层—帝王、贵族、资本家、赞助商—带动无数精彩的艺术，创造文化，创造历史。七世纪的长安，九世纪的洛阳，十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十四世纪的佛洛伦萨，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十八世纪的维也纳，十九世纪的巴黎，二十世纪的纽约……这些时代，艺术家根本忙不过来啊。
今天的中国英雄真的是商人吗？您难道不知道，无数总经理同时就是高官，无数高官的权力百分之百决定着商人的投资与发展。别说境内商人的重中之重是摆平各级官员，连西方大公司也早就学会巴结中国的官员，并试图精通此道。艺术家的存在还有“多大意义”？您没看见如今太多艺术家的真正身份就是官员，他们对行政级别的了解与关切，远远甚于艺术。怎样升官，同时怎样卖画，才是他们每天每夜的双重压力啊。
记者：这些年来在绘画方面几乎看不到您的作品，而在言说方面您几乎穷尽了一切可说之说，有没有江郎才尽或是学养不够的担忧？
陈丹青：我几乎天天画画，但是不发表，不展览，不出画册。我辈出过名了，我还没学会自作多情，以为别人巴望看见我的画。平时自己画着高兴就好，偶尔和学生或年轻人参加一两个小展览，只是为了帮助未出道的艺术家，使开幕式稍微多几个人进来站一站，你们媒体势利，见我的名字，或许就肯写两句吧。
我又哪里“穷尽可一切可说之说”。近年我已几乎不在报上发表文章，几乎不接受视频采访，博客早停了三年，你应该知道，哪里有“一切可说之说”的妙事。当然，在我一面，我从未梦见自己是个“江郎”，您见我在哪篇文章里说过我是个“文化人”、是“知识分子”、是“艺术家”？
记者：您在《荒废集》里收进了《新京报》一篇讽刺你自我炒作赚得盆满钵溢的文章，您的回应似乎失去了一贯的风度，很生气。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一点，是不是一种对自己艺术成就的不自信？您有没有危机感？
陈丹青：我竟有过“一贯的风度”吗？什么“风度”？您上网看看， 叫我闭嘴，指我“作秀”、“炒作”、“话痨”、“浅薄”……多得是，回国十年，没有断过。《新京报》那封公开信是正式发表在纸媒上，编辑部的目的就是撩我生气，逼我回应，拿去填版面，我能不生气吗？我能扫人家的雅兴，不钻圈套，装做宽宏大度吗？
这和我的艺术或自信有什么关系？当然，我有危机感，譬如这篇访问如果不回复，您怎么想？您又怎么交差呢？
记者：从您的言论看，似乎对当下中国的凡此种种都不满意，这种否定与质疑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是否有欠公允？
陈丹青：您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很满意吗？您对城市建设中的野蛮拆迁很满意吗？您对目前的医疗系统很满意吗？假如您诚实地告诉我：是的，很满意！很开心！我立即向你低头认罪：我错了，我改，我脑子进水了，我对不起人民，我要重新做人，封我的嘴，然后向你们好好学习—这样行吗？
（注：本访问为笔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