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访人：王林
访谈人：《深港艺术》特邀记者(成小卫，杨慕荣)
《深港艺术》：去年王老师在广东美术馆作了一个“从西南出发”的艺术展览，回顾了从1985年到2007年20余年间中国西南当代艺术的发展，那么王老师对中国当代艺术整体上有个什么印象呢?
王林：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处在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化的时期，它比较有特点的，具有比较清晰的拍卖、价格啊等这些可以统计的东西，可以宣传，可以操作。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当代艺术在精神取向上来说又是比较混乱的，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基本上是三代人一起朝钱看。作为艺术来说，它的发展应该有两条线索，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而在今天，中国艺术发展的另外一条线索(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清楚。当然我觉得这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的艺术家突然有了一个直接参与市场的机会，从而产生了一种价值追求上的紊乱，其实是一个时期的局限性，也是必然的。我觉得这与市场的不规范有关，如果市场是一个规范、健康、公开、透明的状态，可能相对来说对精神文化的干扰或者说扰乱程度就会小一些。所以我觉得经过市场的规范以后，中国艺术以后还是会回到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这个具有方向性的轨迹上去的，这也算是我对艺术的一个期待吧。
《深港艺术》：深圳和香港都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现在双边都在积极构建深港一体化艺术新格局，王老师对此有没有好的意见和建议呢?
王林：这个设想是挺好的，但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因为我觉得，香港和澳门处在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民主制度之内，深港澳一体化会不会在体制上存在矛盾?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疑虑。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很多共同点，比如它们都是沿海城市，经济也比较发达，澳门可能还要差一点，但澳门的赌场开放，会促使经济很快的跟上。三者经济比较发达，可能使它们在以市场为中心的一些社会规则中，都有比较清晰的发展路线。另一方面，在文化发展上限对来说上它们比较边缘，当然这也有它好得一面，因为往往一个城市经济比较发达的请况下，就会有比较多的财力投入到当代艺术的反思、呈现，推动中来。比如，香港的拍卖系统，澳门众多的美术馆，虽然场地不大，但有很好的藏馆，而且他们还作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展览，比如抽象艺术的展览等。如果深圳能与他们联合起来，能把大陆的当代艺术的资源带给香港、澳门这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关键的问题是这三个城市没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渊源。他们如何在当代艺术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运用他们的经济，以及相对健全的城市资源，来展示、推动大陆的当代艺术，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可行的。另一方面，还要促使当地的艺术家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直截了当的说，是因为他们本地的艺术家自身很难支撑起他们本地艺术区域的艺术创作，就是一个艺术区域缺乏足够的艺术创作力量，所以这些创作力量要是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对他们自身发展更有利。
《深港艺术》：因为深圳的文化渊源不太深，并且对自身的文化有一种缺失和不认同感，这个问题可能会对他艺术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么应该如何去调和这种矛盾呢?
王林：其实解决这个矛盾很简单，无论是深圳还是港澳深都可以做艺术区域或艺术村来吸引众多的艺术家，香港正在考虑做一个艺术空间能够让当地的或者说是外地的艺术家很便利的去进行创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关键的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艺术家(穷困的艺术家)去参与、聚居，同时也要取得Z/F的统一和支持。其实也很简单，Z/F只要提供一个空间让艺术家来创作。当然开始也可以给点补助，在空间里生活、创作，其实也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资金，但对于深圳的艺术发展却是十分有利的。其实说起来做当代艺术文化也是很容易的，只要资金、空间和艺术家都有，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创作。我想这也需要两个条件：一方面是艺术家能够在这里很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创作空间应该比较自由;而且深圳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自身的优势就在于它拥有很多的美术馆，这还是有相当大的用途的。
《深港艺术》：自香港回归之后与深圳交流日益密切，这就产生了深圳艺术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摩擦，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又如何理解“世界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呢?
王林：首先：我认为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世界的是民族的，民族的是世界的，或者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等等，我认为诸如此类的话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缺少了一个时间的过渡。应该说只有当代的同时又是民族的它才有可能是世界的。因为过去的民族的东西，它已经成为了历史遗迹，是否是世界的?严格说来只是对应了当时民族的意义，必须是在当代的民族，并且这个民族还需要加上说明，才有可能说是世界的。因为在当代，民族正在发生变化，很多意义上，“民族”，它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过去式的概念，是一个封闭式形成的概念。而在当代，并没有完全的民族传统，一切都在交往和改变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事物正影响着西方，而西方的一些精华同时也在被我们吸收和利用。我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区域的、本土的这些概念，因为它们包含着当下的变化在里面，所以我一般情况下不会使用 “民族的”这个概念，它容易让人含混不清。当然民族主义是重要的，本土的、区域的核心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恰恰是民族。但是它又包含着当代的变化和正在产生的当下的那些文化的创造。所以说我们之所以讨论深圳这个城市，正是因为它应该是一个很当代的城市，那么这种当代性就产生了一种吸引一些外来的艺术家和当地的艺术家发生某种碰撞的可能，这种文化碰撞、文化博弈和文化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港澳深也好，深圳也好，如果要成为一个文化区域，它恰恰应该在文化交叉点上去做当代艺术可能会更好，在这种对立关系中去做当代艺术也应该是最合适的。比如说要做一个国际展览，那最好的出发点就是做这种文化的博弈，当然博弈要比冲撞和冲突好，所以说做一个国际的双年展啊等等应该是很好的，因为它要表现的是不断的向人们展示不同文化的关系，这可能就会成为以后世界的永恒主题。
《深港艺术》：王老师对深圳的艺术现状与深圳地区的艺术活动有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王林：在90年代时，我曾与深圳一些本地艺术家做过一个展览，主要是针对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当时有好多深圳很边缘的艺术家参加，我觉得其实深圳有一个很好的展示的藏馆和条件，但是我觉得它们最大的缺陷就是并不太注意培养当地的创作力量。深圳是一个经济条件比较发达的城市，而这里的艺术家需要去发现和支持，如果我们的Z/F和专业的美术藏馆都不考虑这方面因素的话，那这个城市就没有当代艺术了。现在来看,深圳的美术藏馆只是展示“外面的风景”，这是一个城市的遗憾。因为我们不能小看一个城市，我们中国比较大，城市比较多，有时候人们会认为我们的城市有没有当代艺术都没有关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说起深圳想必也有千余万人口，已经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了，比如西班牙才多少人口了，但是人家的艺术界却产生了相当多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当代艺术还是要有一个对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群的艺术尊重在里面，他们应该获得创造和参与当代艺术的权利，不仅仅是我们要做给他们看，而是要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追根到底还是要有一定的本土的责任感去支持、发现、培育当代本土、本地的艺术家和创作力量，让艺术真正的为居住于当地的人服务。比如，深圳的大学肯定也有视觉方面的人才，但是这么多年这些人才都到哪里去了呢?深圳并没有作调查，那么深圳究竟为什么最近都没有创造的新生力量呢?有些地方有个美术学院就可以将这个地方的当代艺术带动起来，可是我们真正的学术为什么没有被带动起来呢?并且当代艺术与科技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而深圳的科技也比较发达，但为什么有如此丰厚的条件却不能产生些东西呢?结果就只产生了一个大芬村，确切的说就是一个作商品画的地方，老实说这个地方没有一点知识产权概念，Z/F在文化里面怎么会培养像大芬村这样的野蛮的，完全不顾及自身知识产权的，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呢?创意本身就要求尊重知识产权，最核心的问题是创意是应该得到尊重的，而我们在大芬村看到的作品却大都是最拙劣的模仿，这些与当代艺术无关，甚至没有丝毫意义。从艺术市场来说，它也有很大的问题。
《深港艺术》：是不是说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还是因为深圳自身的文化积淀不够深呢?
王林：其实说到底，还是一句话，深圳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他们一切都太看重钱了，深圳有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概念应该受到批判，尤其是深圳人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应该受到批判。它是一个无根城市急功近利的典型心理，而实际上时间就是生命!生命是需要精神支撑的，也需要艺术滋养，如果我们只有金钱，只有消费，那么这个城市对于中国的文化建设没有丝毫意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我们穷的时候，深圳却先发展起来了，然后多交点税支持国家的发展，它们也做出了贡献。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只看这些，基础已经打得很好了，却还是停留在最原始的观念上，那就大错特错了。
《深港艺术》：我们知道王老师多次参与过深圳的一些艺术活动，尤其是2000年王老师做的“‘外线’艺术七人展”，影响颇大，王老师能否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呢?
王林：这个展览是在深圳的一个临时空间举行的，因为那些艺术家当时的生活也很艰难，并且都是一些很边缘的艺术家，但是后来也有一些人离开了那里。
《深港艺术》：这个展览被誉为深圳民间最具规模的一次当代艺术展，并且也是深圳艺术家有现代意识作品开始转向观念意识形态的艺术活动的开始。
王林：其实深圳有两个展览最为重要，一个是王川于1990年在深圳做的展览——《墨点》，这个展览是作为一个民间的展览，而且是在关节点上做了这么一个很好的装置行为的展览;再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民间的“外线艺术七人展”这个展览。所以我希望深圳能举行一些民间的艺术活动，现在中国的原创性还要来自于民间，当代艺术的原创的动力更是如此，比较遗憾的是深圳也集结了一批艺术家，但是他们关注的并不是民间，而是体制，因为民间没有什么好处。
《深港艺术》：您能不能具体为我们谈一下体制对艺术这方面的关注?
王林：其实我说的体制是指深圳有很多的藏馆，而这些藏馆大都是由国家管理经营的，在这里面也有一批艺术家在做当代艺术的活动，但他们所做的就只是用这些藏馆来做其它地方的艺术家的展览，这肯定也对深圳文化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并没有培养出本地的创作力量，这个有一千多万人口和大量艺术家以及艺术院校存在的城市，为什么不能产生当代艺术的一些现象和创作以及一些艺术家出来呢?即使有些顶层的人后来都不在这里待了。很显然，这个城市还没有培养的基础和土壤，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我们的批评家还是体制里的官方管理者，都应该去扶持那些民间的艺术力量，形成深圳那种原创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才可以持续的为这个城市带来文化的活力。
《深港艺术》：最后想问一下王老师，按照深港现在的艺术发展形势来分析，您能否展望一下它的将来呢?
王林：说实话，我不知道。因为这取决于深圳和香港的那些有文化权力的人，他们能否听进和听取我上述的那些意见，取决于他们的文化意识，同时我觉得民间的呼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你们的这个《深港艺术》杂志做深港澳一体化还是很有必要的，最起码能形成这样一个说法，有了这个说法，我觉得它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东西，我还是很支持你们这个说法的。
《深港艺术》：谢谢，我们也很希望通过这次访谈把您的呼吁传递过去，并对深圳和香港的艺术发展报以积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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