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到“打造美术国家形象”，杨晓阳经历了一场由美术执教者到文化事业家的华丽转变。从西安美院到国家画院，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杨晓阳希望带领着国家画院打造出中国美术的国家形象，让中国美术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同步，并争取能影响到下个世纪的世界美术。为此，杨晓阳和他的团队做了一系列的尝试和探索。
思危：世界舞台上的中国风格
记 者：从一位美术教育家转变为一名文化事业家，您以前提出“大美院”的概念，是否也可以说要建设“大”画院?
杨晓阳：文化部提出国家画院要“做大做强”的目标，我认为这个“大”，是区别于西安美院的“大”。西安美院求“大”，因为它带有普及性，要培养大量实用的、有用的人才。国家画院的“大”，是水平要高，影响要大，学术要有深度，用人制度要新，关键在于高尖精，出人才、出作品、出成绩，而不是在规模上求大。要能够真正引领国家美术的创新潮流，在世界范围内代表中国特色，在国内代表国家水平。
记 者：您认为中国美术是否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鲜明的形象?
杨晓阳：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伴随着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政治、军事领域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比较而言，中国文化的发展显然同我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是不相匹配的，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需求。可以说我国的艺术创作在国际上仍不受重视、没有较高的地位，影响这个世界的中国“当代艺术”并没出现。
记 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杨晓阳：究其原因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封建历史太过久远。尤其是近200年以来，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已经进入了相当发达的状态。而中国在此期间，正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是最低谷的时期。于是200年以来，中国在经济、技术上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全面地转为向西方学习。最严重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学习“苏联模式”，在文化上也全盘学习苏联。这期间我们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模式、知识结构、创作的作品都是以苏联的准则为标准。然而苏联这个模式并不被西方所承认。同时中国美术又成为苏联的一个学习品，作为学习品，在国际上自然就没有了地位。
记 者：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中国美术要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的关键是什么?
杨晓阳：前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全盘“苏联模式”化，使我们中华民族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没有得以顺利延续，同时也割断了我们的文脉，丧失甚至是全盘丧失了我们对美术的主观评判标准。我们的美术大军在数量上居世界首位。我们不乏专业人才，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标准的、高品质的人才太少，我们需要的是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地位的美术人才。所以，我强调“中国风格”的主旨也在于此。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文化体制的问题。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画院往哪里去的问题不可回避。各种体制、各种类型的画院面临着新形势下发展的各种问题，有的先生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文联、美协、画院，其中很多意见切中时弊，引起全国画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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