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丛晓燕
记者：您近期的新作大型雕塑装置《悬案》，据说创作灵感源自您的一次亲身经历。在视觉与心灵的震撼上，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文令：这件作品源自我个人的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活体验，那是十几年前的一场被抢劫事件，令我开始思考生与死的双重命题。
记者：您由学院期间的工艺美术专业到后来专注雕塑创作，是什么促使您有这样的转变?
陈文令：还是性格使然，工艺美术需要严谨认真的描摹，太少随性挥洒的创造性，并不适合我。学习工艺美术期间，认识了对我进入雕塑领域有着启蒙意义的一位雕塑老师，在他的艺术理念中，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艺术本身的创造力。
记者：您最初以带有童年记忆的“红孩子”系列雕塑作品被广泛称道，近年来，又创作出很多关注时局与社会现象的优秀作品，如《2008年金融海啸纪念碑》、《如何逃离》、《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等，这其中蕴涵着怎样的一个内在艺术创作历程?
陈文令：相对大多艺术家来说，我的成长历程是曲折的，甚至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我从当年福建安溪的小山村走到今天文化繁荣的大都市北京，从地域与文化上讲，这是一个从边陲到中心、从边缘到主流的成长过程。
处于边缘艺术创作时期，往往更多地依靠生命的内部体验，早期的“小红人”是在相对封闭状态的环境下诞生的，那时我身处当代艺术氛围薄弱的厦门，这个系列作品体现着属于我个人的生存经验与原始的艺术冲动。
记者：您当年从如此边缘的艺术生存环境与创作状态走出来，现在回头看，有何感想?
陈文令：在当时的艺术界看来，我的作品就像一匹黑马，带着些狂野之气，那时我新做的一套“小红人”没有地方展览，便即兴地将它们放在工作室门前的海滩上，作品与背景环境恰恰产生了某种内在的暗合。这似乎是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出道，尽管这种方式并不符合当时北京、上海等地艺术家的成名规则。其实在此之前由于经费与人脉的关系，没能促成个展，却令我思考了很多，我在想是否有新的可能性，用属于个人的方式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在对待艺术上，我是个彻底的“革命者”，但最终事实也证明，人内心越强，对待命运的反弹力就越强。
记者：看得出您内心对自己艺术价值的坚持与自信。
陈文令：艺术是要有颠覆性的，与其他事物一样，任何伟大的艺术都会成为过去，被新生的艺术所取代。
记者：您的这种自信是与生俱来的吗?
陈文令：开始也会拿自己的价值观与常规的艺术评判标准进行衡量，但却总是感觉不对，可以说这种“自信方法论”也是被逼出来的。我骨子里有股叛逆、不服输的力量，不相信惟一性规则，世界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
记者：据了解，您当时的“红孩子”系列也是饱受争议的。
陈文令：是的，由于将雕塑摆放在海边，受众范围很广，能够听到各种层次、不同群体的回音，给我积淀了深厚的艺术创作养分，也使我感到艺术要为更多人服务的重要。
作为艺术家，自娱自乐、孤芳自赏是自私的表现，不能将自己束之高阁，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都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与道义担当。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比如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个人化注解。
陈文令：艺术家应该具有对当下的忧患意识，注重自身价值观的输出，包括新的艺术体式、生活方式、道德理念，以及是否对艺术创造具有建设性，能否提供新的艺术可能。
记者：作为成功的雕塑艺术家，您如何看待当下的雕塑界?
陈文令：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雕塑艺术家并不多，艺术门类的界限现在越来越模糊，雕塑也如此，学院派基本是在教义的基础上进行些许研究，大多从事雕塑领域的体制内艺术家创作的公共性大于创造性，职业艺术家的局限性相对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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