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毕武英
2011年3月3日至14日，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两会）相继在北京举行，12天的会议中，本刊记者跟踪采访到24位“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的艺术圈面孔”，发现不仅一些原本就是话题的现象，被他们作为提案申报，更有很多不被关注的艺术问题，也受到各方热议。
（文中受访者均为全国政协委员）
《富春山居图》
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就“两岸关系”答记者问，提及由于历史原因分藏于两岸的元代黄公望力作《富春山居图》时感慨道：“画是如此，情何以堪”。2011年1月，两岸终于达成协议，《富春山居图》中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剩山卷》和藏于台北故宫的《无用师卷》，在隔海相望60余年后，将于6月在台北合璧展出。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向记者介绍说，《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在抗战时期和很多故宫藏品一起南迁至台湾。此次合璧展出，标志着两岸文化交流被进一步推进。对于公众十分关心的“合璧展之后，《无用师卷》能否返回创作地——浙江富春江畔再次展出”，郑欣淼称，就两岸目前磋商的结果来看，《无用师卷》暂时不会在内地展出。“但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将来总有机会回来展示。”
郑欣淼还向记者介绍说，2012年台北故宫将举办《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大展，届时，北京故宫还将借借给台北20余件藏品。“一些民众认为这样的交流不对等，但作为博物馆，希望海内外同胞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就好像2009年在台北故宫举办的‘雍正大展’中，如果没有北京故宫借展的37件藏品，虽然也能称为‘大展’，但毕竟是有缺憾的。”
郑欣淼透露说，尽管台北故宫目前还没有将藏品拿到大陆展出，在今年北京故宫筹备的“兰亭”大展中，台北故宫还是决定拿出一些资料和文献。郑欣淼说，“两岸交流不可阻挡，两岸的同胞也都想看到更多的民族文化瑰宝。”
而2010年以一份“建议《富春山居图》在原创地合璧展出”的提案，引起总理关注，并加速促成了《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重要人物之一，艺术家何水法，则对记者表示，虽然提案提交一年后，《富春山居图》终于能够合璧展出，但在进展并不快。“按我的想象，这个展览应该在去年完成。因为去年正值《富春山居图》创作660周年，而且那一年和2010年一样，都是庚寅年，非常有意义。”
文物保护
2010年底，清华大学百年建筑、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学堂突发大火，9个消防中队的308名消防员赶至现场扑救。因此，文物保护中的各种问题成为此次两会的热门话题。
中华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庭皓认为，文物保护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目前受到很大冲击。比如虽然法律明文禁止，但还有不少文物保护单位，打着文化企业的招牌，当作企业资产来经营。“如果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这种现象就能杜绝。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当作当地政府资源，随意处置。”张庭皓还说，在城市改造中，大量具有文物价值的古代民居被拆除，除了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专家团队对这些文物建筑进行研究，缺乏对古代民居的价值判断。另外，古代民居的所有者，也缺乏对建筑的价值认知。因此当政府拆迁时，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或者获得赔偿，这些所有者并不会诉诸法律。使得违法的拆迁即便受到各方批评，也由于没有原告而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普及文物建筑的价值也很重要”。张庭皓在今年的提案中，特别建议实行文物督察特派员制度，对于破坏文物，违反文物法进行非法建设的行为严格监督。“这些督察特派员由国家文物局派驻各省，和当地没有瓜葛，受文物局委托来监督。”
而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协亚太地区联盟主席张柏，则就各地不断兴起的文物复建向记者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物复建要慎重，首先不能破坏原址。其次，复建后的建筑性质是现代建筑，绝不是原来的文物。第三，复建的设施中，尽量留有完整的文献资料。张柏认为，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要复建了。
除了有形的文物实体，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认为，文物的概念越来越广泛。很多具有物质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纳入文物范畴。比如少数民族的服装，过去认为不够文物级别，近几年被外国人大量收购，运往境外。而文物保护法中，由于现代少数民族服装不够年限，因此并没有受到禁止，大量流失后造成很大损失。田青说，收藏中具有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很大，比如风筝、面人、杨柳青的年画，过去“上不了档次”，然而由于传承不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就使得它们变成文物了。田青认为，传承不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观念。“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民族服装好看，转而穿着牛仔裤等西方服饰。因此，国家再怎么提倡保护都没有用，根本在于民族的文化自觉性。”
文物捐赠
本刊曾就个人文物捐赠的路径不畅做过题为《文物回流困境》的报道（见2010年9月10日刊），两会期间，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处长余辉就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简称《捐赠法》）提出自己的建议。
余辉向记者介绍说，《捐赠法》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以来，较为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捐赠法》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首先，《捐赠法》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和明确的监督方式。造成公益事业管理存在一些困难。出现的问题是，募捐活动大多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登记制度，随意性较大等。另外，缺乏对公示制度的具体要求，因此实际捐助活动公开透明度不大。捐助资金分配及使用不够公开，引起了捐赠者的疑虑和不满。余辉说，在捐赠过程中，一些知情人，掌握到一些不合法行为，比如某些捐赠款项被挪用，当他去举报的时候，法院都以他不是直接受害人，而不予受理。因为只有捐赠方才能诉至法律，所以丧失了大众监督。
因此，余辉建议，应该明确民政部门作为管理主体，另设监督机构，扩大诉讼的主体范围，为了落实公益性捐赠得到社会监督，使其透明公正，知情者可以作为公益性诉讼主体。法院可据此对公益性事业捐赠的相关案件立案。
此外，余辉建议给公民建立捐赠档案，当公民捐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除落实现有税收优惠政策以外，对捐赠者给予应有的社会认同和多方关怀。例如在原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扩大税收优惠幅度，建立国家功勋制度，根据捐赠财产的额度及累计额度，给予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为捐赠者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医疗VIP服务以及其他VIP服务，增强激励机制。
余辉说，现有《捐赠法》仅就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以及境外捐赠方面优惠作了规定，但捐赠物品的抵税问题，特别是文物、珍宝等无法直接开具现金收据，捐赠普通物品的价格核定也缺乏法律依据。他建议，核定文物、珍品价格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参照市场价格，普通物品的价格可参照《产品质量法》关于制造商、销售商、消费者三类人群的划分形式，对三类人群捐赠物资时按各自的实际付出分别核定捐赠额度，以体现社会认同的公平性。
此外，余辉还建议在《捐赠法》中对媒体宣传作出原则性规定，纠正媒体对捐赠多的个人进行负面报道的现象，使媒体充分发挥正面的导向作用。
三馆免费开放
2011年初，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出台《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之后不久，中国美术馆即宣布免费开放，成为“三馆免费开放”话题的主角。
原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对记者说：“三馆免费开放，在拥护的同时，不能将免费范围绝对化。“三馆开放中，中国美术馆目前都是临时展览，没有陈列珍贵文物，因此观众不会太多。但如果一旦有好的展览，还是要限制一定的客流。”杨力舟举例说：“以前美术馆引进过国外好的展览，当时很多人来参观，空气流通不畅，不但观众感到不适，对展品也是一种损伤。”杨力舟认为，限流的最直接途径还是售票。“此外，美术馆除了免费开放外，还要为参观者提供各种学术报告、导览解说以及展览衍生品等服务”。
除此而外，杨力舟对于此次三馆免费开放并未涉及的博物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代文物博物馆，以及在古代遗址上建立博物馆，要有计划地免费开放。“比如故宫博物院，一进大门就是文物，开放30年，600年的地砖都被踩毁了。所以过去外国人批评我们破坏性开放。”杨力舟说，对于文物博物馆，“保护第一，开放第二，最后才是免费开放。”杨力舟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对博物馆的财政投入，不光是贴补门票，更多地要加强对建筑的维护以及文物的研究宣传。
就故宫博物院是否也会步入免费开放的行列，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回应说，故宫博物院属于遗产性建筑，本身就需要保护。因此，不但不会免费开放，而且今年还有可能限制一些客流，具体的限流办法正在研究之中。“故宫博物院最多的一天曾经接待过14万游客，不限制不行”。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协亚太地区联盟主席张柏认为，博物馆免费开放，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目前全国已经有1000多家博物馆免费开放”。他说，除了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遗址博物馆以外，其他博物馆都应该免费开放。“过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不会去博物馆，免费开放后，他们也可能会去，次数多了以后，兴趣就会培养起来，对提高整体文化素质起到推动作用。”张柏认为，“现在一些博物馆担心，免费开放后游客反而少了，主要是服务没有跟上，比如，展览不再经常更新”。张柏说，免费开放后，博物馆的压力会加大，应该通过博物馆内部改革，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业务水平，让公众满意。
而中国美术馆现任馆长范迪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美术馆此次免费开放，作为馆长感觉压力很大，毕竟京城独此一家。而且各界都对免费开放后的场馆设施是否符合需求，观众能否文明参观，会不会有老人提着蔬菜来美术馆洗菜？会不会有观众躺在展厅的休息座上睡觉？等表示担忧。
不过，令范迪安欣慰的是，这些担忧的情况自免费开放后都没有出现。记者采访时，正值中国美术馆免费开放一周，在这一周的时间内，除了出席两会的各种活动，范迪安每天都会抽空回到美术馆，在展馆中观察参观者的反应。他发现，“公众进入美术馆后，互相之间会建立一种文明观展的机制。比如，谁要大声喧哗，旁边的人就会投来责备的目光，谁对着作品拍照，也立即会遭到谴责。所以美术馆在某种程度上营造了和谐的氛围。范迪安说，公众的素质在提升进步，作为美术馆，只要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观众就会满意。
仿真画对艺术家权益的侵害
近几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火爆和高科技的介入，一些以假乱真的仿真画作进入市场，艺术家和藏家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此次参会的西藏艺术家尼玛泽仁向记者介绍说，2010年，自己曾在某知名艺术网站统计的拍卖数据上发现，一年中，自己有23件署名作品通过各种途径在拍卖公司上拍，其中20件都是赝品。另外3件，由于图片质量不清晰，难以辨别真伪。尼玛泽仁向记者诉苦道，“目前没有明确的立法来惩治这些行为，因此，我只能以微弱的个体力量保护消费者利益。我已经在网站发布消息，只要藏家找到我，我都为他免费鉴定我的作品。”尼玛泽仁不无担忧地说，在发达国家，文化艺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前几名的位置，而该产业在我国正处于发展时期，如果不及时立法，规范市场，这个极具前景的市场一定会萎缩。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何家英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建议应该立法规范书画高仿真行业。
何家英认为，书画高仿真行业作为艺术品新兴产业，对书画市场起到扩大影响力的作用。“近几年随着拍卖市场中艺术品价格的不断飞涨，精品书画攀升到百万元人民币高位区间的同时，也拉开了其与中小藏家的距离。而高仿真书画作品的出现，使得普通民众可以以原作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价格，欣赏到与原作品质非常近似的画作”。在何家英看来，高仿真书画作品的出现，本来是一件有利于艺术传播的好事，而且随着从业者的不断加入，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容小视的产业规模。
然而，书画高仿真行业刚刚起步，并没有相关的法律对其发展进行规范。导致一些不法从业者以高仿真作品当作真迹销售，搅乱市场，严重影响了藏家的收藏信心。
2010年秋拍时，记者就曾经接到一位藏家的举报电话，称某知名拍卖公司的预展现场发现一件著名书画家作品，肉眼几乎辨不出真假，但拿到专业放大镜下一看，就能看出高仿真作品中特有的印刷网点。而何家英则认为，这仅仅是高仿真画作扰乱艺术品市场的冰山一角。“据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印刷技术，连印刷网点都看不到”。
何家英说，以前很多人模仿我的画，我并太在意，因为他的行为本身也需要劳动时间。但是高仿真技术很容易做到复制。购买一套设备的价格不过几十万，好一点的上百万。我做过调查，某公司仿制我的作品，优惠价格约在200元人民币一平尺。做好后，如果被当作真迹来销售，价格则能卖到几十万、上百万，不可不谓‘暴利’。
何家英认为，如果不及时出台相应得法规，尽早遏制这种以假乱真的行为，不仅不能促成高仿真书画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将会极大地冲击整个艺术品市场。现在藏家在拍卖行竞拍，往往只有两个人争夺到最后，并将价格推升到一个令人瞠目的区间。一旦这两个人中的其中之一，由于高仿真书画对市场的混淆，选择退出，那么艺术品价格就会回落，长此以往，对整个艺术品市场都是不利的。
何家英建议从高仿真书画行业的源头进行规范。“首先对进口高仿真书画设备进行登记，掌握这些机器的流向。其次，在高仿真作品的中心位置，做水印或钢印，并限量印刷。另外，在制作当代艺术家书画作品的高仿真品时，要得到艺术家授权，附有合同，否则不容许印刷。最后，就是要对拍卖行和画廊制定法律约束。明确规定拍卖行对其拍品，画廊对其销售的作品有义务也有责任进行真伪鉴别，不得将高仿真品当作原作出售。”
文化教育兴国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很多艺术界的政协委员从不同的角度呼吁加强文化传播，提高公民审美教育。
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李延声向记者介绍说，自己的提案主题是“美育兴国”。“国家的经济发展了，就要开始提高国民的艺术修养”。李延声认为，一些政府决策者的确想为公众做一些大事，但由于缺乏艺术修养，在城市建设中一味贪大，“有'个数据，中国183座城市都要建成国际大都市，摩天大楼，标志性建筑成为这些决策者的心头之好。”这样的结果是，城市风格雷同，失去了原有的品味。李延声说，自己去的一个小镇，很有经济实力。因为是“灯具之都”，当地政府决定标志性的建筑要具有灯的形状。最后，一个洋油灯建筑落成了。李延声说，但凡决策者有一点艺术修养和文化知识，就不会选择这样的造型，因为这种灯是美国在清朝末期，为了向中国倾销石油，以“买油送灯”的形式传入中国的。“中国五千年历史，有那么多造型独特的灯，为什么不用呢？”
其实，关于加强美育教育的提案，李延声在去年两会期间就已经提过，该提案在两会后被转到建设部，建设部之后给出的回复是，开设针对市长的美育培训班，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提高他们对城市规划的认识。但在李延声看来，这样的培训班效果并不理想。“我们国家还是书记主抓工作，他们没有参加培训班，依然起不到提高审美的作用。”因此，李延声在今年的提案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全党美育教育。
除了提高决策者的艺术修养，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提案建议加强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格。刘大为对记者说，现在年轻人对知识的掌握能力很强，但有些方面，比如对社会的责任和集体主义观念不强。加之社会上追逐利益、金钱风气盛行。“年轻人承担着国家继续发展壮大的重任”，如果一味追求自我价值，将无力承担社会责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陈醉，则在文化教育方面建议设立文化生态学科，他认为，“现在生态环境很重要，艺术家是提供精神食量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当下，怎样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至关重要。”
此外，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杜滋龄还提出文化下乡的建议。经常下乡采风的他，对农村文化的匮乏颇有体会。“把精品画展拿到农村去，原作拿不了，就拿彩色印刷的仿真作，这样只要找个地方往绳上一挂就可以。农民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也有精神层面的需求。我每次下乡写生时，周围挤满了人看我创作。他们也喜欢艺术。”
艺术品资本市场
2011年秋季，徐悲鸿作品《巴人汲水图》以1.71亿元人民币打破中国近代书画的拍卖世界纪录。中国艺术品市场再次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记者在两会现场与徐悲鸿之子、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谈及炙手可热的艺术资本时获悉，二十年前，一幅题有“天地何时毁，苍然立古今，平生立动意，对此一沉吟”的徐悲鸿自写画，在香港拍卖市场以100多万元的港币成交。使得中国画首次突破百万港币。徐庆平受邀在香港某媒体撰文时提到，这个价格远远没有达到中国艺术品应该有的地位。“中国艺术博大精深，其中所体现出的智慧不是当时100万港币所能代表的。”徐庆平认为，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1.71亿元人民币的《巴人汲水图》才真正说明了中国画的价值。“父亲之前的三张油画，一张是《愚公移山》稿本拍出3000多万元人民币，《奴隶与狮》以5000多万人民币成交，抗战间创作的《放下你的鞭子》以7000多万人民币成交。当时就有美国评论文章称，徐悲鸿最近3张画屡屡打破中国艺术品在世界的纪录，从整体上抬高了中国艺术品的价格。”徐庆平认为，这是对中国艺术品的国际肯定，说明中国整体实力有所提升。“其实艺术品很大程度是被画商操纵的，如果国力不强，在西方画商操纵的情况下，中国的艺术品价格很难上去。
在中国艺术品的国际声音越来越强大时，政协委员也开始关注艺术品资本市场。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的提案就是加大力度支持建立艺术品资本市场。他向记者介绍说，现在各地都在兴办文交所，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很高，闲散资金充裕，但是由于投资渠道的不顺，很多热钱被引入楼市，股市，黄金市场。“政府在加大力度调控房价的同时，应该引导这部分撤离资金进入艺术市场。”许钦松说，艺术品资本市场应该有融资平台，比如按照文交所的方法，把艺术品打包上市，使艺术品证券化。另外必须建立整套的监管机制。目前艺术品资本市场的法规建设还不到位，出现的问题很多。特别严重和致命的是艺术品真假问题。许钦松认为，应该建立全国系统的艺术品认证中心，艺术品和其他物品一样有证书，两者捆绑在一起进入流通领域。此外，应该建立一个国家评估机构，确定艺术品到底值多少钱，最后就是要建立艺术品抵押制度。
设计兴国
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中心主任朱乐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的提案主题是“设计兴国”。“中国是制造大国，目前都停留在来料加工阶段，不仅生态环境得不到保护，获得的利润还非常微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设计。我们研究发现，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问题。但是它们从国际引进很多高端设计师，比如三菱，索尼，这些设计师有国际经验，同时也被国际市场认可。所以我觉得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引进国际高端设计机构和组织，做我们自己的品牌”。
书法
随着近几年艺术市场的火爆，和绘画密不可分的书法进入政协委员的视野。徐庆平今年的提案就希望能够提高国家音体美和书法课的教学体量。“书法在我国教学中被安排在中小学的语文课堂里。按照国家规定，每一个星期都应该有一节书法课。但是由于这些课所占的考核比重太小，学生、家长以及社会都不重视，往往形同虚设。徐庆平认为，教育部应该强调这些课程的重要性，提高它们的教育质量。
和徐庆平一样，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吴为山的提案，也是将书法引入正式的中小学课堂。吴为山说，“书法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创作。汉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风格，如果弱化了传统书法的教学，其实就是对中华文化载体的淡化。”吴为山说，现在的年轻人，电脑使用熟练，很多已经写不好字了。而文字不仅仅是一个书法问题，更是时代审美、理想以及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所以曾有著名的艺术理论家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国家应该重视书法在青少年中的教育水平。
艺术家王成喜认为，目前书法市场，良莠不分，很多书法爱好者热衷创新，在王成喜看来，应该提倡传统的书法艺术。“真正的书法艺术是独一无二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载体。比如，汉字中的每一字都有一个主笔（主要笔画），人民的“人”，右撇很重要，告诉我们，做事情也要有主次。从来的“从”字，两个‘人’完全一样，但左边那个稍小，体现了中国人互相关爱，包容的独特观念。再比如，任何一个汉字在书写时，第一笔和最后一笔都很重要，这也是一种观念，告诉人们做事要有头有尾，不能草草收场。王成喜说，通过书法，把中国哲学和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的创新者首先要考虑到让人看得懂，另外创新也要有个基本框架。
记者发稿时，两会已经圆满闭幕，希冀艺术界政协委员们的提案在2012年到来的时候都有满意的回复，而本刊也将在一年后继续关注他们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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