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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博物馆或美术博物馆的研究，比较忽略大学美术馆。国内的研究文献对大学博物馆或大学美术馆的论述比重很低，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大学博物馆或大学美术馆的社会影响力太小，比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每天参观的人数竟不超过十个，实在令人羞愧。但参观人数少并不等于该馆没有可看性，它拥有1500平米的展厅、千余件历代医史文物以及两千八百多种中药标本，在整个医学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当然也有部分大学博物馆参观人数少是因为藏品匮乏，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该馆比较重要的收藏仅有国家文物局在2009年从拍卖市场上优先征集来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①藏品匮乏不完全是经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学对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建设不够重视，因为大学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建设和管理目前还没有被列入大学办学水平评估体系。
回顾中国早期的大学博物馆，并不会如此闭塞，而且它们大多以学术研究为主，比如1868年成立的震旦博物院(原称徐家汇博物院)，在1930年由震旦大学接手其全部藏品，院内设生物研究部和古物部，文物陈列室展有青铜、陶瓷、玉器、钱币等，博物院还设有藏书楼，专收中西动植物科学善本，并常选标本供学者研究，甚至分寄标本给世界各地专家。②
民国时期建立的博物馆多由学校或教育机关筹建，实业家张謇在1905年分别向张之洞和学部递交《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列出六条操作博览馆的具体办法：甲、建筑之制，乙、陈列之序，丙、管理之法，丁、模型之部，戊、采辑之例，己、表彰之宜。张謇的操作方法已颇具现代博物馆理论的雏形，并且他已经意识到博览馆可使莘莘学子有所观摩研究以补益于学校。帝国博览馆最终虽然没有建成，但张謇在提议建博览馆之前，就已经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后来他索性在南通师范旁边自办了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该苑分设三部：天产、历史、美术。张謇的办馆理念可能受日本博物馆界的影响比较大，比如他拟订的作品征集启示，以及博物苑参观简章等，可能与他赴日本参观帝国博物馆和博览会的经历有关系，算得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引入现代博物馆学的早期人物。
再如1932年正式成立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现为四川大学博物馆)，分古物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医牙科博物馆三部分。 1932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经费全部由哈佛燕京学社拨付)委派美国人葛维汉(Dr.David.Crockett.Graham)为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于192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他在对四川部分汉墓、唐宋陶窑的发掘工作中，使用了现代学术方法，使收录标本均有正确的记录和发掘报告，促进了中国西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发展。1934年葛维汉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③包括他对四川少数民族的调查，也对西南地区现代人类学发展颇有贡献。该馆继任馆长郑德坤在1941年获得哈佛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博士学位，他在任职期间延续现代考古学的方法，主持田野考古，收集标本，并进行系统的陈列和专题研究，同时在博物馆管理方面也引入了现代管理学，他在《五年来之华西大学博物馆》中乐观地谈到：华西大学博物馆已成为本市重要名胜，当地教授、学生以及对文物有兴趣的人士，常有目的地来参观，并且外省及国外的人士、达官要员、国际名士、友邦空军，来此一游者也颇多。
以上表明中国最早的大学美术馆对现代知识的引进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这条发展的线索后来中断了。我想重提该传统，呼吁大学重视大学美术馆对现代知识的引进和生产所起到的推进作用，建议目前的大学美术馆弱化教育功能，少办本校师生作品展，更多强调学术研究职能，因为现代知识生产的最高目标不是对知识的使用，否则实验和创造的品质将会远离大学。高中教育或职业教育可以具有实用性功能，但大学是思辨性的，它发挥的作用在于详细解释知识的法则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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