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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蓝庆伟
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新青年》第三卷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提示 “美感”可以让人接近高尚——却有别于宗教。在此之前的1905年，中国的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创办，藏品分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部。转眼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博物馆、美术馆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博物馆、美术馆似乎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定位与目的。1972年，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们在纽约召开的年会上对艺术博物馆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做了定义：艺术博物馆乃非赢利之常设机构，其本质目的在于教育与审美，而博物馆专业工作者之任务是搜集、保管、解释、并按计划定期向公众展示作品。在中国，即便是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发展，博物馆、美术馆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长，但如何做好博物馆、美术馆，还面临着种种的困难。
2010年12月，《世界新闻报》一篇《高效博物馆深锁重门，养在深闺待人识》的文章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高校纷纷建立博物馆，目前全国高校博物馆已有200余座，文章以中山大学博物馆的冷遇为例，表明半数以上学生不知道身边就有博物馆。大学美术馆的待遇并不比博物馆好，虽然敢于挑战学校美术馆管理的有识之士正试图发现并解决此领域的根本问题——2009年10月，王璜生在卸任广东美术馆馆长后上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被问到“要将央美美术馆带向何方？”时对比了学校美术馆与公共美术馆的区别：“区别很大的一点，一个就是它的学术资源，像央美美术馆的学术资源，可能是背靠央美这样的大树，包括它的招牌，它的学术资源，包括它的学生资源、人才资源、藏品资源等等，包括教学，其实很多东西，包括教学、人才资源结合起来，可以作出很多适合于央美美术馆形象的事。”对于这位在美术馆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学者和操作者来说，学校美术馆对学术资源的整合和宣传是一个新鲜而必要的主题。
范景中在《人文科学的危机与艺术史的前景》一文结尾写道“智慧本身就意味着责任，诚如一句短语所言sagesse oblige，是责任，但不是力量，‘企图兼有智慧和力量，过去极少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过昙花一现’（爱因斯坦语）。在人类的伟大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威胁的今天，人文科学负有什么责任，人文学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否还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我看来，这已成了我们学术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大学的美术学院首先是这种责任的承担者以及前景的践行者，美术学院里的美术馆更显特殊，除了传统美术馆的功能及责任之外，它本身便是美术学院科研与教学的一部分，而背后所依托的美术学院——这一学术资源；与其他博物馆、美术馆教育功能不同的是，美术学院的美术馆所面对的更多的是专业的教师与学生，大学的美术馆承担的不仅是教育功能还需要承担起教学功能；作为美术学院的窗口，美术馆是一重要的交流窗口，它既是展示的平台同时也是吸纳优秀艺术展览的聚集地。
中央美院美术馆在近几年发生着细微的变化，细心的人不免发现在2011年的3月份，这个馆将会迎来“纽约图钉工作室回顾展”、“宏景：美国大摄影作品展”、“意大利乌菲奇博物馆珍藏展（15世纪—20世纪）北京巡展”三大国际展览，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我们同样能在这座美术馆看到比较常规的馆藏作品展、学生作品展览。展览仅仅是美术馆功能组成的一部分，通过物理展线来探讨公众诉求、教育方式及管理运营，并在社会上树立各有特色的形象与口碑。但硬件建设之外美术馆承担的学术研究、藏品研究与公共教育或许需要更为有效的手段来实现——此即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所出品的《大学与美术馆》（半年刊）的新探索，作为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与该刊主编对这本大学美术馆刊物有着自己定位：以美术馆为基点，探讨研究美术馆的内在结构和动力因素……探讨其与现代社会、现代教育体制、现代文明与传播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从大学及现代文化教育的视点，以现代的文化理念、文化教育的视野，以及学术科学方式及新的知识结构，将美术馆置身于大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场域之中，以探讨美术馆开阔的可能性。
《大学与美术馆》的创刊有力地弥补了学院教育与美术馆之间的薄弱地带，主要版块包括美术馆文化、艺术史与理论、新学科、公共与教育等，这样的编排围绕美术馆实体建设的核心，同时通过一种中西交流与对比的姿态——积极推出国内外学者对美术馆、博物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文章——不断的深挖美术馆文化，在“艺术史与理论”中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给艺术史专业的人带来一些经典与全新并存的国内外理论家的文章。新学科、公共与教育、研讨会是美术馆的有力补充与学术延伸，这种集探讨性、实验性于一体的思考，用文字探讨着新媒体、试验计划、美术馆教育的新纲要，用此给美术馆教育与相关展览以有力的学术支持与配合，给未到现场的观众以现场感和理论畅想。《大学与美术馆》就是这样充满文化使命与学术目标的大学美术馆刊物，同时它所开创的不仅是大学、美术馆、大学美术馆之间关系、发展、整合的探讨与开拓，而在于全国大学美术馆发展标准的新参照。
2011/2/26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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