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灿灿
谈论“传统”是个有趣的话题。它既能让许多人觉得引人入胜，又会使得许多人对其嗤之以鼻，不同的意识形态总是存在着各种命题。一个命题可以写做：如果+条件、那么+结论。但，条件和结果相互矛盾的命题我们称之为假命题。举个例子，比如：如果当代艺术需要在传统文化的资源中汲取营养，带来新的可能，条件是什么？那么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又会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至于它是不是一个假命题，我们则需要进行讨论，假命题是需要辩论的。
所有主张当代艺术应从传统文化中发现各种资源和汲养的观点，都必须归因于民族尊严的动机吗？所有认为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延续和内在关系的看法，都是出于对身份和主体性的确认吗？几乎在今天绝大多数批评家和艺术家看来，强调传统文化无疑是强调一种民族身份的主体性。当然，这也许是真正灼见，是对策略化的一种批判。但，这是否就完整的表述了强调传统文化的全部思想及其意义？先入为主的问题假设是否真的可以断定这是一种出于投机心理的现实策略？传统文化并非是简单、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也是文化政治范畴内的一种资源和脉络。它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并非完全丧失其原创性的智慧和对于当下人们心灵世界乃至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影响力。同样，它对于当代艺术仍有试错的价值，实验的可能。我们很难认为在图书馆中所陈列的诸多古旧的文化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会伴随着时代和现实情境的结束而结束，我们也很难说对其中知识和文化的汲取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主体认同渴望。在观看一种古画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出于对民族身份的确认吗？我们是希冀彻底回到早已远去的历史时空中吗？显然，这不可能，也无可实现。在许多情况下，观看或学习一张古画是为了通过观赏与思考去寻求和理解具有恒久价值的智慧，就像我们从博物馆中走出一样，真的可以不带走一片云彩，去也空空，来也空空？如果它足够引人入胜，它必然会对观看者的现实产生作用。如果一位批评家或艺术家，在传统文化中宣称发现了对于我们时代或当代艺术乃至未来仍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真理或价值之时，或许我们不应该将其简单的认定为只是出于某种对维护民族尊严的动机。
从更广义的范围来看，博物馆不是处于现实之中？图书馆里的资料和古籍在现实之外？“现代化”（或“现代性”）无论是在中国或是亚洲、美洲、非洲等地区的普及，都是伴随着和“地方主义”的博弈和混合关系来进行传播实践的，即便在欧洲，“现代性”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实践也有所差异。后殖民理论实质上早已包括了对于“现代化”（或“现代性”）终将世界创造成一个“同质”，这一先入为主的根本性预设的批判与修正。“后知后觉”的意识重新观看了我们所身处的现实和世界。那么，在一个被重新观看，推翻“现代性”根本预设的现实之中，传统不在其外，而在其内，它作为现实中的一部分，时时刻刻都在艺术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作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延续和内在关系，也就不再是简单的对身份和主体性的强调了，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古画”“古书”也不再只是某个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古玩市场中仅供把玩的雅趣了。
即便是，在当代艺术中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在某些层面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和身份主体性的确认倾向，我们也很难去完全割裂的将其认为是一种“投机策略”。解决现实和文化问题，当然需要策略和方法，没有策略的解决只能是无效的古老唯心传说（这里的策略是具有建构性的策略，对道德和权力动机的猜想并在本文的讨论内）。我们很难否认一个事实，当我们观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育比赛的时候，身份的认同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同样，在我们观看一部电影或是电视剧的时候，总是将自己的身份假喻为片中某个主人公，并沿着主人公的视角观看整个发生。从微观的层面而言，没有“你”“我”“他”的谈论是无法进行的，张力关系也会就此缺失，思辨的智慧也就不复存在了。
“他者”当然是地狱，但没有“他者”便会陷入彻底虚无的另一地狱。不得不承认，“先入为主”的身份认同是无法绝对剔除的，那些有意要置身于自我之外的努力是徒劳、做作和不真实的。也就是说，以所谓的“绝对客观性”为标榜的理论家所持有的结构并非是绝对牢靠和可信的。
与其讨论传统文化在身份机制中的关系与位置，倒不如将其从身份的绑架和博弈中暂时抽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当代艺术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得资源、汲取营养，它的深层冲动是什么？它发生的条件还有什么？为什么在近几年的当代艺术现场中曾经对社会批判、工具理性、实证精神如此坚信的艺术家会转向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种文化的传播及实践，取决于两条轨道，虽然之间时有交叉，模糊不清。第一，它取决于此文化所输入的观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第二，它取决于促成这种适用和有效的个体或社会内部刺激的广泛性、普遍性。
艺术家的头脑并非是一个可以完全接受传统文化信息的白板，它有自己的选择和抵抗，也有因自身积习所生发的接受可能。相对而言，一部分艺术家持续了许久的愿望：希望从现实中形而上学、心理、政治、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然而持续已久的社会批判、工具理性、实证精神在当代艺术中的运用并未使得这种现状有多少好转，甚至加剧了自身的割裂和迷茫，时常陷入选择性的焦虑和内心的动荡不安。信息时代的出现，微博的普及、媒介帝国的扩张使得人们越发渴望逃离这个碎片化的喧闹景观。无论是艺术市场的乱象丛生，还是知识分子的痛声疾呼，商业和消费社会几乎让所有义正言辞的表态都可能是精英们的骗局。维基解密让政府机制的公信受到质疑；传媒大亨默多克事件让我们坚信的新闻“真相”变得如此不堪；微博中的各种事件和新闻发布会的虚假说辞又能让我们更坚信什么？艺术批评的市场规则和各种打着学术旗号的展览，让我们怎么相信谁是所谓的绝对客观的“知识分子”，我们又如何能简单的认定商业就有原罪？这些崩溃举不胜数。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真实的？鼓吹理想者未必真诚，而不谈理想者未必就是堕落。
正是在陈列了这么多的现实条件之后，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并非仅仅是“民族主义”的身份确认，而是它在某些层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种可能，传统文化从未离开过我们今天的当代艺术，它和当代艺术之间始终存在着内部的关联和作用。那么，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所遗留给人们的一种心理上的困境意识、不满足感和存在的不和谐感确实对选择起到一定作用，它也许在许多从事传统文化资源转化的艺术家那里，远远超过关于社会批判、工具理性、实证精神问题的工具性苦恼。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所遗存的困境意识，恰恰是一种文化理念与现实世界的紧张所造成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这种紧张关系从未消除，它既关涉心理、道德、形而上学层面的两难选择，又关涉的社会政治经济层面改进上的难局。但，仍需说明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性”都绝非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救世主，它们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在这一点上，“现代性”和传统文化都会陷入一种悲怆的情景，即便它们可能都坚信自己是历史乐观主义者，但关于它们在未来所预设的种种答案却是矛盾重重。
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从事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中转化问题研究的批评家和艺术家们所面临的两难的境地：在情感上，他们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期望其能带来新的可能，虽然他们对传统在今天的可能性的认识还仅是看到一株略微吐绿的嫩芽，还缺乏许多知性的依据，这也可能是个冒险性极大的败局；在理性上，他们明白也许科学实证和社会批判的价值是当下最为直接的方法，强大的政治和现实的问题重重直击每个人的责任与良知，虽然这些努力有可能成为镜像、工具加重现实本身的压迫，微弱的效果和现实批评所暴露出的弊病，让他们不得不怀疑科学实证和实用主义是不是一种短视的策略，难以抚平心灵中不断加剧的裂缝。
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现“现代性”的决心是一致的，也是被证实具有广泛需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某些方法是永恒有效和一成不变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先入为主的“现代性的眼光”面临着松动的可能，人们不再仅仅去按着这双眼睛所能看到现实进行简单的判断和实践，而是质疑眼睛本身或是有意的回避这双带有成见的眼睛，用另一个眼光去考量我们究竟知道什么？感觉到什么？现实需要什么？就像我们谈论一件艺术作品一样：在解读作品符号和图像所表达的社会和现实意义之后，开始一种反观，从物的意义反观眼睛，从眼睛反观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反观结构，这个时候，批评才可以松动结构，并改变结构，然后，从结构改变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改变眼睛，从眼睛改变物，从而参与现象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代艺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和发现是另一种批判，经过艺术、心灵的过滤，区别于直接参与社会改造运动的另一种文化政治、审美政治，但它也许仅仅只是诸多文化政治和审美政治中的一种形态和资源。
传统文化在今天依然面临着它必须解决的尴尬，上文中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遗存的“困境意识”恰恰从另一面构成了将传统文化简单符号化的危险，“困境意识”并非是传统文化的全部，它不足以概括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存在着另一个区别于“现代性的眼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例如，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寻找一些偏向于“苦涩”“抑郁”“空无”“飘渺”的文化形态，以证明“困境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的延续性和重要性，而忽略了许多带有科学、记录性质或喜悦气氛的传统文化现象，使得传统文化被概念化，成为单一的“玄虚”“仁义”“皆空”，虽然它们的确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正是这种代表性在今天许多时候成为低级的消费景观（例如CCTV的广告中“一品黄山、天高云淡”的陈词滥调）。因此，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转化，并不是仅仅提供一种简单的符号和图像资源，也不是提供一次消费采风的意境陶醉，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理解和文化再生，不是全相性的传统文化整一叙事，而是提供更多丰富的、具体的、多层次相呼应的个例和局部的价值，从而使得传统文化完成另一种文化牵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工作，一些传统文化中旧的假说才会遭受质疑，对传统文化的强调才不是一种简单的现实策略和应对方案，而是建构性的、上升的文化生态。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多义、模糊，偏向于“体悟”“念想”“通感”的精神力量。在对当代艺术的转换上，在公共性和可言说、理解的层面上难以自圆其说。特别是在油画和装置、行为、影像中，笔墨技法体系的丧失，确实很难再去寻找什么可靠的依据了，主观印象很难替代通约共识。没有关于检验标准和实证方法的知识，我们无法判断哪些体悟、念想、通感的真伪；而对真伪不能确定的话，我们无法形成关于检验标准和实证方法的概念。在这种吊诡之下，如何解决这些？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遗留的问题之一。如果把这个问题归结于观看者本身缺乏体悟能力和相关知识，就像说“观者需要具有慧根”一样，把艺术的形式表达问题转移到观看者身上，我们更不能要求所有观者去阅读诸多传统典籍，这难免有些推卸责任，既取消了视觉艺术的必要性，也不能让我们对传统有更多了解。对于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转化，风格研究、理论研究、内容研究和相关情境及赞助问题的研究的展开是必要的。当然，也正是基于这些问题的提出，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转化才会具有试错价值，从而进行与“现代性”的对话的可能。从这意义上来说，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转化过程不仅因为“现代性的眼光”审视而注定艰难，也因自身形态的陈疾步步为艰。当代艺术对传统资源的汲取绝不是全盘接受，还是那句说了千百遍的老话“去其糟粕，留取精华”，它是一个不断反省传统文化从而生产新的文化的漫长过程。
同样，谈论“传统”在当代艺术中的转换问题，很容易掉入持“现实批判至上”观点者所划定的禁区，它设置了一个前提预设的假想，即：现实批判是解决现实问题唯一的有效途径，现实批判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权威优越感，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科学层面。持“现实批判至上者”所接受的知识成为其得出结论的支配性坐标，而其假定的时代需求又成为指导这一结论的现实依据。两者表现出某种决定性的力量，“先入为主”的测量今天当代艺术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虽然，在其所设定的禁区和规定性行动内部充满不确定性：对自我知识体系的盲目坚信，对时代需求丰富性的有意遮蔽，以单一的学术观点和本位主义的立场，排斥传统或艺术的基本人文精神与开放多元的普世关怀，成为皮相之论。更让人失落的是，虽然我们一直把艺术的焦点集中在社会因素上，但至今仍未出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从而，我们可以在许多批评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转化问题的文章中看到“投机”“犬儒”这样的字眼。遗憾的是，一些严谨的批评者虽然思维缜密，但最终还是显现了文革思维的遗存，使得批评成为道德和扣帽子的对阵。不得不承认，包括笔者本人都无法摆脱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尽管，在对待中国传统或“现代性”的问题上，许多批评者都希望对“现代性”或“传统”进行客观的讨论，但当互相视为“狭隘主义”并进行不懈的批判之后，非但没有摆脱，反而在批评文章中集中的体现了狭隘主义思想的核心。
这个时代，仍旧是一个倡导“模式”的时代，即便我们在口中不愿承认。“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过度执着于不断重建一个二元对立的模式，它在我们的意识和使用知识、判断现场的过程中早已顽固的“潜伏”。它导致了我们对现场研究的主导倾向和总体结论的偏误。自“五四”以来，艺术一直进行着从这个极端到哪个极端的摇摆，时而执着于对激烈社会的批判，时而执着于对艺术独立性的坚守。“观点”和“问题意识”成为主导，其中充满了政治正确性与社会意识的信念，强调阶级、种族、性别、弱势群体，从各种文化批判角度展开艺术工作，工具论、道德论、镜像论不断的穿插其中。我们百谈不厌的“西方-东方”“现代-传统”“民族-国际”“保守-激进”“个体与社会”等宏大的命题“把艺术颠倒来颠倒去”。但如果全然放弃、并排斥这种对“传统-现代”等问题的主导性判断和总括性理解和把握，艺术所痴迷的细节真实和微观存在也许会是在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文化中都可能出现的偶然事件，“中国”也只是一个地域性的观念而已。
在陈述了当代艺术在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的条件、可能、意义、价值之后，是否可以证明这究竟是个假命题还是个真命题？在笔者看来，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辩论才刚刚开始，这篇文章也仅仅是个提示。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转化，既不是全然现代性的，也不是全然中国传统的。理论和批评理应感觉到一种危机，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何在？我们很难再去用那些重复了多年的“西方-东方”“现代-传统”“民族-国际”“保守-激进”“个体与社会”的宏大理论来面对这些作品。批评家们总是批判艺术作品的形式无限挪移和庸俗符号化，我们是否应还应警惕一套固定、陈旧的理论方法的无限套用，先入为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面对新的现象，我们不应总是后知后觉。
还是贡布里希说的好：“要想敲钉进墙就得使用锤子，要想拧动螺丝就得使用起子。同样，方法只不过是工具，应该随着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作相应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