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1月，世界美术馆年会在上海召开，我国各省市美术馆的馆长们蜂拥而至。年会在“全球化社会中美术馆的共同基础”的主题下，设置了“知识分子在反权势中的作用”、“东方与西方：美术馆作为一个‘社会机制’”、“后殖民世界中的对话实践”、“中国之美术馆情境”等4个理论研讨板块，邀请国内外著名的文化学者演讲。作为国际现当代美术馆协会（CIMAM）的成员，我在现场注意到，许多国内的美术馆馆长徘徊在门外，问他们为什么不进入会场，回答是“听不懂”。这个事例，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当今中国的美术馆多么游离于全球美术馆发展的主流，证明了我们那些美术馆的当家人多么缺乏基本的和专业的文化学识。
这个问题，随着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十重门”被曝光而尖锐起来。近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拷问博物馆馆长的任命制度，质疑中国博物馆（当然包括作为造型艺术博物馆的美术馆）的专业化程度能否合格履行公共文化职能，指出现行的体制机制落后于硬件改善。一个事实是，目前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建设正处于“井喷”期，地方政府有钱了，大兴土木，于是每年新增100个博物馆（美术馆），全世界罕见。在上海，世博会留下的设施遗产、黄浦江两岸的旧码头改造，以及各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投入，将使今后几年内崛起一批硬件优质甚至是规模巨型的艺术展览场馆。我们很乐意看到博物馆（美术馆）事业受到了政府的重视。然而问题也越发突出了：这么多的硬件设施，填入什么内容？应该由怎样的人、按照什么意识来管理和运作？归根结底，办博物馆（美术馆）的宗旨是什么，社会应就此达成怎样的共识？
在此仅就美术馆的方面谈些看法。美术馆由行政任命的当家人缺乏专业素质的问题，正是长期以来对其宗旨的认识含混不清所致。美术馆并不是尾随中心工作不时举办宣传性展览的地方，也不是谁出钱租场子就可以办展览的场所。
美术馆的责任，首先在于通过高度甄选的展览、收藏和研究，使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有创造性的艺术成果得到示范和保管，使国际间最有价值的艺术理念能够引进和交流，从而不断延续并更新本国本民族的艺术之链。
其次，在现今全球化的时代，美术馆在熔铸城市文化品格、增强城市软实力方面可以起到突出的作用。巴黎和伦敦是两个范例。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有计划地举办全球最具实力的现当代艺术家展览，伦敦泰特美术馆则不间断地举办全球最有影响的先锋艺术家展览，其结果是这两座城市与纽约一起牢牢占领世界艺术前沿，巴黎成了现代艺术之都，伦敦成了先锋艺术之都。
第三，美术馆通过展览、出版、艺术普及和教育活动，使每一位社会成员获得艺术欣赏的愉悦，同时也净化和提升公民的文化心灵。打开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参观引导书，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给每一个人的艺术和文化”，接着写道：“这个艺术中心是人民的地方，每一个人将尽可能地自由地能够进入所有的文化和所有的艺术形式。”我们的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也负有同样的责任。
从这些世界优秀美术馆通行的宗旨不难看出，美术馆的馆长应该具备怎样的专业素质。他应该深深懂得并坚持，美术馆必须严格地按照艺术博物馆的专业体制来生存发展，而不是听任它退化为一般的宣传机构和展厅出租之地。他应该有着强烈的事业心，有全球意识，有历史感，为创建一流的美术馆、实现其宗旨而孜孜奋斗。他应该熟知艺术博物馆的专业管理，制订长期的学术计划，为馆内的策展人和专业人才营造培育和发挥的环境。他还应该拓展国际国内的广泛的艺术人脉，争取社会的支持和合作，能够为本馆的展览和收藏引来最有价值的艺术家，以及社会资金的帮助。
我们不能不沮丧地看到，目前许多美术馆的当家人与这些要求相去甚远。老套的事业性管理体制和行政任命制度，忽略馆长必须具备的专业资质和管理能力，常常将一般标准的干部或有点文艺履历的干部派到这一岗位上，以致产生“人人可以做馆长”的笑话。这种任命制度最大的弊端是，安排的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社会大众负责。客观地说，中国并没有为竞相而起的美术馆准备好充足的管理人才，这方面的匮缺可以理解，但是走上馆长岗位的人只要有事业心，就能在实干中学习，进而成为行家，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大环境的流俗，一些馆长只知在这一瞩目位置上或觥筹交错或扩充个人名声。外行指挥内行、党务干涉业务的情况也并非鲜见。这和国外优秀美术馆必定是严谨的专家治馆形成了极大反差。当家人的缺陷，导致美术馆管理水平的低下与学术发展方向的缺失，这是中国的美术馆尽管硬件不错，但专业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国外美术馆，人们常常感叹出不了非常优秀的展览、拿不出有体系的研究成果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的省级美术馆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地摸索，目前在绝大多数的省份都建立了自己的美术馆。其中一些美术创作和教育力量较强的大城市，有着更悠久的创办美术馆传统。但是30年过去了，我们积累了什么？在学术上构建了什么？面对国际美术馆界的同行，除了硬件建设，我们可以谈些什么让人钦佩的东西？这是值得国内每一个美术馆当家人，包括主管部门领导深刻反思的。希望有人脸红，脸红才知道追赶。
其实，成功的样板就在面前，如果真心地为了中国的美术馆事业，没有理由不放眼世界，虚心地学习人家成功的运作体系和机制。欧美杰出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一般均建立董事会（理事会），作为最高的决策和监督机构。在此将同样国有性质的美术馆作一番比较。华盛顿国立美术馆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学术研究机构（而不是行政部门）史密生协会，理事会的9位成员，包括史密生协会干事、国务卿、财政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和5位民间理事，既具有极高的权威又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历史学家、作家、电影导演和制片人、银行家、企业家、国会议员等，没有一个行政官员。法国的三大国立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奥赛美术馆和卢浮宫，董事会成员中还聘请有专业影响和文化声誉的外国人。在美、英、法，国立美术馆的运作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拨款，但董事会（理事会）也募集发展资金，并每年公布募集的计划和金额。值得一提的是，董事会（理事会）的成员没有任何报酬。2004年，波士顿美术馆的董事会宣布，募集到了5亿美元的资金。旧金山现代美术馆也曾宣布，募集到2.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1亿美元用作艺术基金。可见这些董事会（理事会）并非像我们这里常见的那样弄几个官员和名流来“摆摆样子”，而是真正做实事的。
董事会（理事会）任命馆长人选，一般是从美术史家、艺术评论家和资深博物馆管理专家中选拔，并每年开一次全体会议，每周开一次电话会议，讨论重大事项。馆长的任期从三年到五年不等，负责执行董事会（理事会）的决议，实现美术馆的宗旨，在这一空间里仍大有作为。
这就保证了美术馆严格按照艺术博物馆的体制和规律来生存发展，而不是蜕化为政府的一个行政或宣传部门，也用不着长年为捉襟见肘的经费而发愁。
这样的美术馆体制，体现了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文化财富属于全体人民，办美术馆应该显示社会的集体意志。这种体制的合理性已为那些成功美术馆的悠久历史所证明，甚至使美术馆成为艺术历史的一部分。中国以前没有公共美术馆，它在近代的出现本身就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时至今日，我们不借鉴学习人家的专业化运作体制而搞出一些自以为是的不伦不类的管理方式，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上海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已经确立了要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毫无疑问，作为城市文化财富的主要展示者和储存者，一流品质的博物馆、美术馆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必不可少的名片与部件。上海在这方面的硬件设施可以说已达到世界领先。上海几年来对浦江两岸的改造已有成效，如秦皇岛路码头仓库、民生路码头仓库等都已改造完成，其规模之大，足以成为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这样的世界级巨型艺术活动现场。在外滩等地和苏州河两岸，大量民间的美术馆也正在涌现。以上海的文化底蕴和影响，我在前面论及的美术馆展示最有创造性艺术成果、熔铸城市文化品格、净化提升公民文化心灵的三个宗旨，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
上海应该有远大的抱负，至少建设成为亚洲的现当代艺术中心。然而，上海在美术馆陈旧落后的管理体制上积累的弊病也同样严重。目前迫在眉睫的就是要转换领导者的观念，借鉴采纳国际上成熟和成功的美术馆运作体制，使上海即将“井喷”而出的众多美术馆走上高度专业化发展的道路，由此，才能引来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的展览，才能使世界艺术界的目光与潮流聚集于此。否则，徒有众多光鲜的展览场馆，看展览变成看建筑，所谓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将出现巨大的空洞化，这绝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曾任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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