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真实，唯独艺术不以真实为目标，艺术倾向理想，故与现实是有距离的，艺术以“似与不似”为目标，不能似，亦不能不似，追求的是不似之似，似亦不似。
艺术批评则与艺术不同，仍应以真实为目标，酷评、恶评、艳评、俗评，包括艺术批评的娱乐化，都与真实远矣，因而有“失语”之类对艺术批评的批评，包括对艺术批评目的庸俗化的质疑，尤其“孔方兄”的不期而至，更导致艺术批评的矮化，使艺术批评已完全没有尊严可言。
其实艺术批评的所谓真实是有条件的，并不期待艺术批评与艺术的完全重合。中国古代有“诗无达诂”之说，而在西方则有“有一千个莎士比亚，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谓。可见，对待艺术批评的期许，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一直是很理性的，所谓“失语”应当是指艺术批评对象的杜撰，即批评的目的与批评的行为两方面都在谋求非批评的目标，刻意制造一种幻觉，实现与其对应的批评对象风马牛不相及的目的。“失语”之所失，失在作伪。
艺术批评亦有与艺术近似的一面，因为艺术批评也有理想，因此严肃的可正面评价的艺术批评，除却客观与公正之外，还须超越艺术，即超越批评的对象，在理想的层面上引导艺术，纯化艺术，端正艺术。对艺术批评“失语”的批评应当是指艺术批评对这一目标的偏离。
生于16世纪的培根讲过大抵这样的话：如果语言或者文字能够替代艺术，那还要艺术干什么？我们可以反言之，如果艺术能够替代语言或者文字，那还要语言或者文字干什么？培根指出了艺术批评与艺术之间在另一层面上的不可复制性。培根倡导实验，坚持通过实验认识世界，他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进而改变了世界，他对语言或者文字与艺术属性差异的判断是令人信服的。事物与事物之间无论多么相似或相近，依然不能以此一物替代彼一物，此事物不是彼事物，彼此之间无法重合。艺术批评诉诸思维，艺术则诉诸视觉，一个在想，一个在看，其创作抑或接受的途径，凭借不通，感受不同，因而才会有彼此的存在，即使艺术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有亲缘性，艺术批评的存在亦不意味着艺术的存在。
但是艺术批评的真实性依然是可以期待的，这里的所谓真实只是相对意义的存在，不是指艺术批评与艺术批评对象之间的完全重合，仅限于艺术批评与批评对象可以相互印证，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一定情景下的有限印证，是针对艺术批评的存在意义的。它们大致指向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雅与俗，远与近，虚与实，是与非，这些曾经以时序指向图腾、宗教、信仰、权力、风俗等等以及其他历史存续的社会意识。所有艺术批评一直围绕着这些意识形成历史波澜，并且衍生出诸如简与繁，浮华与质朴，感性与理性，抽象与具象，写实与表现，现实与非现实，继承与革新等等与形象相关，用于艺术批评的标准和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区域之间还存在不同的批评标准和不同的批评方式，而且即使是同一民族，同一信仰，同一区域，其批评的标准与方式亦是变化的。因此，无论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存在差异，有古与今、中与西等在时间与空间两个指向上的不同的话语系统。不仅如此，古今之间，中西之间，还存在孰是孰非，孰轻孰重的争斗。这些既是艺术批评的背景，亦是艺术批评的现实。后现代主义虽旨在消解这些差异，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平面化、均质化似乎也存在导致人类行为无目的化的危机，存在着彻底颠覆人类社会对秩序的依赖的忧虑。批评的“失语”认真追究起来，其背后不只有批评道德的侵蚀，亦还有批评素质的掣肘，也许批评的素质才是批评“失语”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艺术批评的真实性从理想的层面看，并不虚妄，它可以感知，可以体悟，可以判断，可以接近。今日中国艺术最切近的目标应当是如何回应21世纪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化自觉，中国文化必须实现历史性的超越，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文化中最为生动，最少偏颇，最富亲和力的一部分，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中国艺术的责任与使命，当然也是中国艺术批评的责任与使命。所有关于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雅与俗，远与近，虚与实，是与非的信念，都应当以这一目标为始终。
杜大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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