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资讯 > 声音

郑工:去政治化的后谎言时代美术趋向及影响力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12-30 09:42:30 | 文章来源: 新浪网

接到谷泉的电话,要我谈谈“近30年来中国美术的影响力”。听到这个议题,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美术为何不如80年代有影响?回头想想,我为什么会有这反应?我凭什么来判断这“影响力”?

当然,引起我反应最直接的原因是作品,是这些年来的作品留给我的印象——这并不停留在我个人的经验层面上,而是在社会公众领域发生影响的,自有公论的。那么,对这影响力的直接判断似乎就来自作品的社会性功能了。什么功能——是艺术的审美功能还是带有意识形态主张的“干预”生活和社会的政治功能?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是否美术的审美功能愈强其影响力愈大,还是道德批判的力度愈大其影响力愈大?而“去政治化”后的美术创作,其影响力是否愈加缺失?如此看来,制约美术作品社会影响力的因素似乎就是“政治”了。

确实,近百年的中国,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总是纠缠不清,总处于紧张状态,并相伴着现代性而历史地展开。“大师”是历史产物,或许在这个问题上谈论现当代中国美术的社会影响力,会获得一个很方便的切入点——因为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年表上,我们很自然的发现,50年代若说几位大师,顺口一提便是,至60年代便让人犹豫不决了,“文革”期间,“专家”一概打倒,更别说什么“大师”了。“大师”逐渐消失了,是中国现代没有天才的艺术家?不,是政治在消解艺术家的专业身份,消解产生大师的所有条件,国家意识形态开始转向集体身份的塑造,绝对地打倒个人主义,……因此,天才的个人绝不会在当下出现。“文革”后的70-80年代,艺术家的专业身份逐渐恢复,学院教育重新整顿,“文革”政治得以清算,先后出现了“伤痕美术”(连环画《枫》)和“星星”美展,出现了罗中立的《父亲》和陈丹青(微博)的《西藏组画》;之后,又有了`85新潮美术及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应该说,这些美术创作现象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拒绝“艺术为政治服务”,复苏自我意识,在“去政治化”(实验的前卫艺术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但不是政治的产物——这里的“政治”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具有敌友之分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对这种政治的专权,“人类”、“正义”、“权力”、“和平”、“秩序”、“他者”、“差异”及“将来而来的责任”等概念就有了消除作用)。

美术家和批评界开始讨论艺术形式的独立意义,讨论“抽象美”,要求表现“自我”,扩大“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但不久,许多人又陷入迷惘,不知何去何从,只有少数几个人迅速跳出传统的技艺层面(即拆解了艺术表现那“虚拟”的中介层,自行接触并暴露物质),消除了“个人手法”,并将自己的思维引申到现实之外,引入冥冥之中,降临“他”的国,如谷文达、徐冰、黄永砯、蔡国强等,总有超乎物外的想象。其中,徐冰留下了《析世鉴》,其他则留下自己的“名”(创作主体的标识)及其系列作品——他们是有影响力的,而且源源不断。这时,我们不再简单地将美术的“影响力”等同于社会功能并落实到某一具体的作品上,而是和主体的“创造力”相提并论。天才,总是充满创造性的活力,具有不可遏制的创作欲望和超乎常人的想象。80年代的中国美术,正是洋溢着创作激情,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但我们也发现,自“六届”全国美展后,批评界就一届又一届地呼唤“力作”,一度又一度地失望——难道“去政治化”后,真的就导致创作主体的思想深度丧失,导致作品趋向平庸?其实,答案很简单,问题出在体制上,即在展览制度上我们一概排除实验性的前卫艺术,这种情况直至90年代末才略有松动。

公正地(或者概括地)说,“去政治化后”,中国的美术家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都能正视自我,追求真实——在这里我会很自然地忽略其中的差别——共同构成“后谎言时代”的美术。但我们会发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罗中立和陈丹青后来的作品都无法接续自己的成名作,继续产生影响?而黄永砯、蔡国强、谷文达和徐冰相继出国,在国外依然很活跃,不断有新作品出现,不断产生影响?这里,个人的生活处境与所遭遇到公共空间可能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影响他们自身创造性活力的,主要还是观念。这样,从批评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我们就会使用另一尺度,即公共性,——以公共性评判他们的影响力。一般认为,愈有批判性的美术作品也就愈具有公共性。《父亲》之后的罗中立是否就因为渐失批判性而淡出公众的视野?

  为什么当代中国画家渐失批判性?难道是资本的力量?90年代以后,我国全面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被市场所左右,资本的力量也渗透到艺术领域,与“去政治化”形成了共谋关系。因此,许多画家调整了自己的经营策略,更为个性化,将风格语言转为“品牌”或地方特色,包装出售。因为创作的旨意变化了,社会接受群体的价值评判变化了,艺术家内在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正义不再可能以批判的方式出场,而那温和的形式主义,小资情调,浅吟低唱,各种冠之以“新”的主义、流派,被轮场推出。如何谋求自我表述的个人空间非私有化,是个体创作所遭遇的公共难题。一般情况下,艺术家将这道难题交给了市场,交给了经纪人(或策划人),并指望他们能在自由竞争与重视商业规律的市场经济中,发展出一种被制度所保障的公共讨论空间。实际上,这种空间不是完全敞开的,依然被某种权力所控制,进入的还是少数,大多数艺术的个体劳动者进一步被边缘化,而且面临着市场和社会的双重边缘化。“压迫”依然存在,但在艺术上我们听不到批判和反抗的声音。为什么?因为边缘是自由的,没有期待,所以也少有抱怨。他们比较漠视外界而专注内心(可能这是边缘中的少数人),他们不拥有权力,一切都由他人解释,可又有多少批评家为他们解释?90年代大家都喜欢谈的公共性到哪里去了?公众领域内基本上都是媒体的声音,媒体中有多少真正的(其实只期望认真一点的)批评?所以,我们如何要求公众领域中公共性所应有的正义和公正;所以,艺术的逍遥和隐逸到处漂移,在乡间野外,或者在城市中暗淡的咖啡馆一角或城乡结合部那被废弃的仓库,在那里建立批判性——文化批判,更多地是日常生活的批判——论述的公共空间,心灵的述说开始拒绝种种方式,又在寻找种种方式,无论新旧。我们常常会在边缘地带发现艺术之光,而转身关注公众领域,关注艺术品市场,熙熙攘攘,但有多少作品能让我们的视线多逗留一会?我们能够说,这一切都是正当的么?就说“大师”吧,国内吴冠中是一例,国外丁绍光是一例,以公共性评判他们的影响力,很好谈;若以艺术性评判他们的影响力,你说呢?

  影响力的问题也挺复杂的,会引出很多思绪。但在这近30年中国美术的发展中谈论其影响力,我们会将美术放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境遇中讨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与政治和经济的多重关系,艺术的自主和独立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这里主要指艺术的形式意义),生存的问题凸现了,艺术与人的“生存”,似乎比艺术与政治的话题让人更感兴趣,因为“生存”更有普遍性,更富有精神的穿透性。其实,我们若将“评价”(即“有影响是好还是不好”)搁置一边,在现象的陈述和问题的追寻中,会发现“影响力”话题的魅力。

 

凡注明 “艺术中国” 字样的视频、图片或文字内容均属于本网站专稿,如需转载图片请保留 “艺术中国” 水印,转载文字内容请注明来源艺术中国,否则本网站将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维护网络知识产权。

打印文章    收 藏    欢迎访问艺术中国论坛 >>
发表评论
用户名   密码    

留言须知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