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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非空穴来风，自然界一物一式，姿态万千，是其本源，而其因果有缘，往来有序，是其启示，圆满、中正、冲和、适性，以及均衡、对称、节奏、韵律都是其语言选择的喻示。不仅如此，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四季轮回，生死偕行，则是其情感的寄寓。而偏向社会性的美与丑、善与恶，失败与成功，兴旺与衰败，则是装饰教化殷鉴的警示。艺术源于自然，源于生活，不是套话，而是现实，装饰无论其源起还是其语言建构都是对自然与社会的回应。
寻求规律性，向往秩序，一直是人类行为的基本目标，不惟中国，凡有生命的地方都无例外，装饰与这种选择是同质化的，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玛雅文化，印度文化，所有文化都有这种特征，凡有装饰则没有其它选择。
比较而言，中国艺术的装饰性最为博大精深，这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判断，做出这一结论有二个原因。其一，中国历史悠远，历史上没有发生文化断裂，而是以一贯之，文化承传有续，多有积累；其二，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聚居，文化丰富多样，相互交融，互相生发。这二个原因决定了中国艺术的命运。
还有一个现象亦对中国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几乎所有中国文化都有装饰性的倾向，诗歌、戏剧、音乐、舞蹈等，不仅具有装饰性，甚然近于程式，而程式化是装饰性的极端呈现，它们共同编织了中国艺术的生态系统，造就了中国艺术装饰性的土壤，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泛装饰性的文化，中国艺术不可能成为例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文字，中国文字的装饰性对于中国艺术的装饰性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艺术天性倾向美好，装饰就是构筑美好的手段。自然界是美的极限，美的最大化，但人不是造物主，人不能复制自然，装饰是以自然为参照，而且是限于被认识的自然为参照，但认知是渐进的，因此历史地看，装饰是变化的，大体上有由粗砺向精谨的进行性趋向，其原因在于人对自然的认知，包括人的造物行为的不断变化。“天然去雕饰”是装饰的最高境界，从绝对意义上说，装饰意在改变自然，是自然的反向行为，与自然相悖而行，是与自然渐行渐远的，但自然之于人中永远是被意识化了的对象，而非自然本身，被这个差异决定的存在价值与存在状态，常常使装饰不被认为是对自然的异化，即不被认为是已经意识染指的自然。“天然”是自然的升华，是被人理解与追求的境界，通过装饰而存在，不意在对自然的改变；而“雕饰”因为装饰过度导致装饰的异质化，遂与自然远矣，而去“雕饰”则意在接近自然。“天然”标识着人对自然认知的正确性，在人类行为的意义上至高无上，凝结着生命的智慧与梦想。但“天然”因为受制于认识的局限，始终是历史的存在，不能被不断赋予新的诠释，虽如此仍对有一点具有共识，即对繁缛粗劣的排斥。“天然”经由人工而无人工的痕迹，难以获得觅取，故历来为人珍贵。
装饰是永远的存在，不要误读人类在认知与技能层面的成功，无论我们的意识还是我们的行为都远没有步入与自然平行存在的阶段，我们还没有理由与装饰疏远，装饰依然是践履理想的选择，在生存的意义上它甚至已演化为人类精神追求的基因，弥漫在生命存在的一切领域，艺术尤其不能与装饰须叟或离，有理想在，就有装饰，无论人类遭遇什么，都不会放弃理想，因而亦不能放弃装饰，装饰与生命同在。
生命的即定需要是装饰存在的直接动力，这是形成装饰有时间差异与区域差异以及装饰的个人化倾向的根本原因，没有一种力量可能比生命的既定需要更强大。由生命的既定需要孕育而生的装饰的语性、语意、语势、语境之间的差异没有是非，有既定需要的差别就有装饰的差异，装饰的时代性、民族性、区域性，都是因此而成因果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装饰的丰富性也是源于这一现实的必然，没有什么力量可能改变这一结果。装饰的差异不能以是非论之。
承认并接纳装饰的存在，是艺术维持其现实性所必须的，艺术应当坦然面对，不要过分诋毁装饰，因为这对于艺术很不真实；亦不要为装饰而装饰，因为这已走向装饰的反面。生命初始时所衍生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已经完全绝灭，我们只看到它们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呈现不同状态，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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