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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盖里 弗兰克·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
83岁的弗兰克·盖里已经为中国美术馆新馆的项目工作了一年多，他显然非常在意这次竞标。对于作品招标成功后可能面临的争议，盖里说：“一开始看起来奇怪的东西也会带来新的讨论。” (弗兰克·盖里建筑事务所提供/图)
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已经久违了国际明星建筑师和大型标志性公共建筑。不久的将来，在“鸟巢”和中国科学技术馆之间，一座新的公共建筑又要破土动工——建筑面积接近13万平方米的中国美术馆新馆。
设计方案的国际竞赛日前已进入最后一轮竞标的评标阶段。等待揭晓的四位国际著名建筑师是美国的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英国的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法国的让·努维尔(Jean Nouvel)和加拿大的莫瑟·萨夫迪(Moshe Safdie)。他们中的前3位都获得过有“建筑界的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
四位建筑师当中，在美术馆设计上有着最漂亮业绩的当然是弗兰克·盖里。1997年他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建成揭幕，使毕尔巴鄂这个因原有产业衰微而变得奄奄一息的西班牙北部小城，几乎在一夜间成为世界游客尤其是艺术爱好者不可错失的旅行目的地。
当年参加竞赛的设计方案只用了30天时间，盖里胜过了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和奥地利建筑师沃尔夫·普利克斯。中国美术馆新馆的这次设计竞赛对他来说不是一般的漫长，83岁的盖里为这个项目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他显然非常在意这次竞标。2012年2月，他同美国副总统一起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3月他再次来到北京，尽管竞标过程不公开，不能透露任何设计方案细节，盖里还是主动邀请中国媒体采访。
中国的记者很直接地问他：听说在最后的评审中，法国建筑师努维尔的方案更受欢迎，如果他赢了，你会是什么心情？老先生突然像孩子一样举起双手，在白发苍苍的头颅上方挥动，喉咙里发出“咔咔”的压抑吼声。然后他笑起来：“努维尔也是我的老朋友啊。”
能让观众舒适地排队，这很重要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去中国美术馆新馆的场地？你对场地怎么理解？
盖里：第一次来北京是在我75岁生日的时候。两年前我再次来到中国，参观了中国美术馆，那以后又来看了3次场地。春天来看过，秋天和冬天也来看过。第一次来的时候非常冷，所以我还真是了解参观者在冬天来美术馆的感受啊。我也同样用了大量时间去考虑新馆场地和周围建筑之间的关系——鸟巢、水立方、中国科技馆和玲珑塔。
南方周末：具体来说，你怎么考虑美术馆和周围奥运建筑之间的关系？
盖里：奥运建筑各自有非常强的个性特点。跟它们形成关联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建造一座属于大北京和大中国的建筑——在这个地方古典和现代的交融难以言表。中国有非常迷人的文化遗产可供借鉴，对未来也有激动人心的规划。这些都应该纳入到新的建筑当中。
南方周末：你对北京的气候，例如多风、少雨、春季沙尘等是否了解，在设计上会怎样应对？
盖里：我几乎见过了每一个季节的北京。我不能告诉你设计细节，但能让大量观众有一个舒适的地方排队很重要，别让他们晾在寒风中或者桑拿天里。这幢建筑能够很好地利用环境——使用绿色科技调节冬夏室温，用光伏电池、地热、自然通风。有非常出色的绿色能源工程师跟我一起设计所有的项目。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传统有什么样的经验？
盖里：我喜欢中国古代山水画。我小时候学过陶艺，所以对瓷器很有兴趣，瓷器也是很有建筑性的。你们的传统风景里，有一种人文上的“杂乱”，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亚洲别的地区的文化里都没有，在日本、韩国我都没见过。我觉得那种模式很适合当下的生活，因为过去有更简单的秩序，现代生活是如此复杂和混乱。我希望你们没有失去这传统的世界观。
南方周末：对现有的中国美术馆建筑，你怎么理解？
盖里：我参观过几次现在的中国美术馆。我也用了很多时间去走访北京的老建筑，学习我能找到的关于老建筑的所有材料。老建筑是对它所在时空和文化非常美的反映。我在普利兹克获奖感言中说过，建筑属于它所在的时代，同时也渴望不受缚于时代，渴望永恒。我努力地理解和采纳过去的建筑和规划元素，但会为21世纪的中国做新的阐释。
我不是“视觉至上”的建筑师
南方周末：新美术馆的建筑面积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的5倍，这是否你经手的最大的美术馆？
盖里：这的确是我设计过的最大的美术馆。看看那些惊人的艺术收藏品，你就知道中国美术馆值得拥有这么大的一幢建筑。设计大体量的美术馆建筑，重点之一是如何为每天上万观众设计出高效通畅的参观流线，要设计足够大的入口，又不能大到产生压迫感。还要有合适的纵向动线，能让参观者轻易到达所有的展厅。另外，还要有高效的空间分配调度系统，使不同展厅在因布展和撤展而关闭时，不至于影响参观体验。
南方周末：你如何考虑艺术家、艺术品对美术馆建筑的需求？
盖里：我一生设计了许多美术馆，很了解对艺术家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一个中性的白盒子并不一定总是好的(这是美国和西方美术馆的空间传统)。过去有艺术家跟我说，他到某某重要的场馆做展览——建筑不应该只是中性的、普通的，它应该有某种重要性，才能让艺术家觉得自己的作品展示于此，是重要的。中国的艺术爆炸式发展，需要一个场所，有政府、文化和人民的支持；艺术家能够在其中展示作品，就是对作品及其艺术成就的认可。
中国美术馆新馆是北京最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这个美术馆是为了给全世界看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无论传统的、现代的、当代的。在研究中，我看到中国在努力寻找一种方式，在21世纪来表达自己。艺术的表达更自由，更快速，因此在寻找表达方式的这场比赛中它是领先的。我想建筑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我自己也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比如蔡国强、曾梵志等的作品。但我的房子不够大，只能收藏小尺寸的作品。悉尼有个白兔画廊，代理150名中国艺术家。我们在悉尼设计一个商业学校，所以老去那家画廊。有趣的是很多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越做越大——你要是看安塞姆·基弗、杰夫·昆斯、奥拉弗尔·埃里亚松，他们也是越做越大——我想建筑师要注意这个趋势。
南方周末：设计竞赛的任务书中，你个人认为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盖里：做一个好的设计，又不能花费客户太多时间。我的工作过程非常讲究协作性。我不是那种“视觉至上”的建筑师。重要的是这幢建筑是不是能反映出我和客户的想法。我会和客户一起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这个设计能够让大家都满意。这样的工作方式保证了我设计的每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客户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假定他们都是为艺术服务的
南方周末：通过参加这次设计竞赛，你觉得北京或中国，希望对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表达？
盖里：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就跟悉尼的歌剧院一样，两个城市都很清楚，要通过建筑来赢得城市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在北京这样已然非常著名的，也有了很多美丽的标志建筑的城市，是否还需要这样做。
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能花更多的时间与美术馆的管理者沟通交流，努力帮助他们清晰自己的愿景，同时在表达这一愿景上也努力寻找新的、特别的方式。
我们与客户的联系并不多。我希望能天天跟甲方沟通，也很高兴知道对方对设计有什么具体的修改意见，我也乐于修改。其实希望甲方能有更具体的要求。我从来不会说你给我一个项目，然后我消失3个月，拿一个方案回来，说，就是它了。我们会做各个阶段、各个比例的模型，不断与甲方沟通。不是修改和颠覆，而是不断求得共识。
南方周末：北京有不少西方事务所和明星建筑师的作品都引起过社会争议，比如国家大剧院、央视新楼，甚至鸟巢。假如你赢了，打算怎样应对这种情况？
盖里：作为美国人、加拿大人……不管什么人吧，我尽量避免卷入你们的内部争论。这个国家的成长模式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与之伴随的政治当然也是极其复杂的，也得到了尊重。我想我是听从艺术、艺术家以及美术馆领导者的要求，我假定他们是协调一致的，并且都是为艺术服务的。
在毕尔巴鄂，最开始也有很多意见反对我，然而(美术馆)一旦建成，他们都很喜欢。我想如果你努力去理解某个文化，努力去表达，就会有不同的呈现。一开始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也会带来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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