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当代文学60年”国际研讨会上，两岸四地的华语作家和学者聚在一起回顾和反思了60年以来的华语文学。那么华语文学的未来呢？3年后，也就是在前天，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两岸四地世界华语文学前瞻”国际研讨会，诗人余光中，作家严歌苓、李昂、林白，学者陈思和、葛浩文等两岸四地作家学者再次聚首，瞻望华语文学的未来。
翻译华语文学最著名的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坛有诸多障碍，一方面是中国作家很难写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语言创新不够，编辑与作家的合作欠缺。台湾诗人余光中则强调了翻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性，结合台湾过去几年的政治背景，反思了文学在过去几年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关系。
葛浩文：作家要听编辑的建议
我不是一个评论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预言家，所以“前瞻”这个问题就很难说，我只能看眼前的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很难进入世界文坛，可能有三个障碍。第一跟周作人1920年代所说的“人的文学”有关，他说古代文学以及明清小说是中国进步的障碍，他说我们应该写一些有关“人”的作品。那时，鲁迅、周作人等很多作家都在写广泛的“人的文学”。后来中国遇到一连串的战争和政治运动，很难写中国以外的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文学”。在我看来，作家思想方面的问题在于，或者是民族意识比较强，或者是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不够深。第二是语言的问题，现代的中文远远不如过去的中文。凡是说到一个事情能用成语表现的，就用它了。“惊心动魄”、“容光焕发”，诸如此类的成语和词汇用得太多。我做翻译时，用英语翻译这些成语就很单调。第三个问题（很严重），作家不够细心，也可能是缺少编辑删改作家作品的传统，常常出现错误连篇的现象。中国作家常要求编辑一个字都不能删改，而在其他国家，作家都要听编辑的建议。翻译，是作家最诚实的、最细心的、最老实的、最关心他作品的读者，我能改他的错误，处理小说中的成语，可是对于作品的思想、结构，爱莫能助。
余光中：译者是不创作的作家
译者很重要，因为世界文学、文化、宗教，若没有翻译，就无法传播，比如圣经、佛经。没有翻译，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就少了他山之石。一本书，经过好几种专业读者的考验还能传承下来，才是经典。比如评论家夏志清说钱锺书好、张爱玲好，接着很多人跟着说好，然后他们就留下来了。还有编选集的人，编来选去一直是它们，它们就是好的了。还有一关，翻译家是最苛刻的读者，因为每个字每个句他都要考虑，还能通过这关就是经典。
一位翻译家是没有论文的学者，是不创作的作家。
对于华文文学的普及，我留意过大陆中学和大学的语文课本，因为他们编选了我和其他台湾作家的作品。在台湾，很多人都不知道大陆的语文课本是怎么一回事，以为停留在“文革”时期，其实有三个单元，古典文学的文言、新文学的白话以及翻译的世界文学。在台湾的课本里，缺少的就是世界文学。而在民进党执政的前几年，他们还要把文言赶出国文课本，要把闽南语作品放进去，白话文文学饱受压力。所以在那时，我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作家，在大陆被称为台湾作家。
华文文学要有经典出现，教科书很重要。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等的作品（出现）在课本里差不多就有半个世纪了，课本的改变，多少表现出文化教育界的改变。我听说香港的中小学有一个年级的课本里本来是鲁迅，最近改成金庸。还有一个现象，台湾的课本完全不用大陆、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反而是大陆、香港都用一些台湾当代作家的作品，这是台湾要反思的。
在台湾有一种两极现象，不久前作家黄春明去台湾成功大学演讲，居然有一位副教授说他不用闽南语写作。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工作，不少同事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可他们就算回到了台湾，还是送子女进台湾的美国学校。
严歌苓：文化也需要翻译
我们很多作家的思维方式从小到大都已经固定了，有套路的表达方式、套路的语言。怎么去打开你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是中国作家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大家都很焦虑谁能得诺贝尔奖，可是我们1980年代之前的经验，普通读者是读不懂的。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经验开始跟其他国家接近了，但我们最好的作家还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写这种经验。没有懂得就没有同情，没有同情就没有欣赏，没有欣赏，中国文学怎么走向社会。
一直讲要跟世界接轨，要文学输出，可是到法兰克福书展（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一看，就是个中国大集市，作家团队去有用么？
关键是中国作家的作品要能让别人理解，要可译。很多时候，所谓的翻译只是文学的翻译，文化没有翻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