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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已进入当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代艺术这个词也被我们这些艺术圈内人时常挂在嘴边，但是，究竟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的特点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明白。
英国艺术史论家、现任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教授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Julian Stallabrass)撰写的《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作为牛津大学出版社近年来陆续出版的袖珍本世界文化系列丛书之中的一本，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在十万汉字的篇幅中将当代艺术的历史分期、价值取向、本质属性、风格特征和内外关系等各种问题阐释得一清二楚，该书提供的关于当代艺术的知识不仅对作为译者的本人有极大裨益，而且对我国整个当代艺术批评界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当代艺术起于何时？
Contemporary这个英文形容词有“当代的”、“同时代的”、“同时发生的”和“同龄的”等含义，作为历史或艺术的时间定语，它是一个随着人类生命代代延续而永远适当和合用的概念，换一句话说，每一代人都可以把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或艺术称为当代的。我们还知道，历史与艺术的分期并不同步。在我国，人们通常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称为当代史。在西方，当代史开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二战结束的1945年”、“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都曾被人确定为当代艺术时期的上限，而本书作者则为当代艺术找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1989年。回想一下那一年发生的世界大事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以及东西方冷战的结束，我们就应该承认1989年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伴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历史的终结，是全球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来临，而全球化正是1989年之后世界文化和艺术的背景和底色。
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与其历史分期密切相关，作为历史的分水岭，1989年前后的世界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经济全球化不仅打破了各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屏障，使得当代艺术变成了一个多元而开放的各国艺术家都可以进入的舞台。换一句话说，全球化首先带来的是世界艺坛格局和艺术秩序的变化。斯塔拉布拉斯写道：“(在当代艺术中)现代主义线性、单向、白人和男性原则彻底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元、多向、彩虹般多色人种、由实践和语言组成的碎片般的复杂景观。”的确，此前由西方人撰写的“现代艺术史”均是一部部主要由西方白人男性艺术家组成的历史，因此我们在翻译出版这类著作时往往会增加“西方”二字作定语，而在近些年西方艺术史论家撰写的关于当代艺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亚洲和非洲、黄种人和黑种人在内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种族的艺术家的创作。在本书中作者就辟有专门章节介绍中国和古巴的当代艺术状况，出现在这本书中的中国人除了艺术家谷文达、徐冰、王广义和王晋，还有批评家栗宪庭、高名潞和侯翰如。全球化时代诞生了史无前例的无国界的当代艺术。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使得当代艺术的创作主题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正如本书作者转述柯科·福斯科(Coco Fusco)的话：全球化改变了艺术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种族与文化差异性的处理方式，使得艺术按照共同的世界主义模式发展演变。从对地方和国家(民族)关切的表达转向对人类共同心声和普遍关切的言说，当代艺术将普适主义(universalism)作为重要的价值观，并将自己打扮成新自由主义价值传播者的角色。作者指出：“最受欢迎的当代艺术就是那种在持续融合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促进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利益并帮助打破贸易壁垒、地方一致性和文化依恋的艺术。”在本书中作者还以他2002年在香港看到的“第九届全国美展”部分作品展中王宏剑的绘画《阳关三叠》和郑艺的农民肖像《凡心已炽》为例，指出了中国一些主流艺术作品不能进入当代国际艺坛的原因：“由于缺乏应有的西方参照对象(实际上在西方也有一些同类创作，但包括印象主义在内，都是较为陈旧的风格)和非功利的追求，它们全都带有某种宣传功能，这样的作品与西方作品迥然不同，因而在全球化的艺术系统中难为人知。”由此我们看到，艺术主题是否具有普适性(universality)已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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